嘆息過後,我單肩背上背包,頭也不會直接離開醫院。

下一站,富山靈灰安置所。

很久沒有去過拜祭父母了,往日身體不好,經常出入醫院,根本沒有太多時間去拜祭。

如今我重新掌管自己的生命,我覺得不論在公在私,我都有責任和義務跟父母通報一聲,告訴他們我的想法和對將來的打算,那怕他們早已不在人間。

我直接攔下一輛的士,在旁人眼中,這是個很任性的舉動,從伊利沙伯醫院坐到大圍富山,至少要消費100港幣。





可是這些錢在我眼中,並不算得上甚麼,先不說父母生前是做投資的,單單是他們2003年時沙士時期於淘大花園購入的七套物業,現在無論放租還是套現,都足夠我幾輩子生活無憂。

我坐上了的士,跟司機說好了目的地後,便拿出耳機插上手機,然後按下播放按鈕。

震耳又帶點熱血的搖滾歌曲在我的耳鼓中不斷迴響。

望着車窗外川流不息的車輛,街道上庸庸碌碌路人,不禁讓我陷入了沉思。

我很喜歡沉醉於這個感覺,耳機塞進耳朵,隔絕外界的繁囂,腦內充斥着歌曲,默默細味着歌詞,彷彿進入了一個只屬於我的音樂世界。





聽歌,是我一生中最喜歡做的事,這是我多年來我住院養成的習慣。

舊時候,網絡還沒有發達,住院的時候又沒有娛樂設施,連電視機也沒有多台,聽收音機和看小說就成為了我消磨時間的不二選擇。

我第一次接觸收音機,是我九歲那年,旁邊病床的伯伯介紹我的。

記得當年我住院時唯一的歡樂時光,就是在旁晚收聽音樂電台。

自從那七歲那次交通意外令我喪失家人後,我便把自己封閉起來。





想起來也是合理的,七歲的小孩,心理承受能力再強,也接受不了自己一夜之間失去最親的人吧。

那時候,我把自己封閉了足足兩年多,任醫院的醫生、護士、牧師如何逗我說話,試圖開解我,我也無動於衷,就這樣坐在病床上,餓了就吃喝,悶了就看書,累了就睡覺,虛度了兩年光陰,直至有一天,旁邊病床的伯伯看不過眼,主動遞了一台收音機給我。

我當時沒有立刻接過那台老舊的收音機,一來我不習慣與別人交流,二來我並不清楚他的用意,於是我就用帶有放空感覺的眼神,呆呆的看着伯伯。

伯伯見我無動於衷,既不接過收音機,又沒有拒絕,嘆了一口氣,卻又沒有放棄嘗試打開我的心房。

他緩緩爬下了床,蒼老又瘦弱的腿觸碰了醫院冰冷的地板。

他雙腿沒有多少肌肉,站也不是很站得穩,但卻靠着柺杖走路,一步一步走到我的病床旁。

要知道,在醫院內,病床和病床之間並沒有相隔多遠,大概十來步左右的距離吧,但是那個伯伯卻用了好幾分鐘才把自己弄到我的床邊。

我不知道當時那伯伯是甚麼病,但在腦科病房的,大概都是腦中風之類的病症吧。





我看得出他是有點力不從心,但卻不知道是甚麼力量支持着他,讓他沒有放棄拿收音機給我的打算。

他來到我跟前,按下收音機的一個按鈕。

收音機傳來一陣沙沙啞啞的噪音。

他一皺眉頭,然後在我面前擺弄着收音機,大概是在調電台頻道吧。

我甚麼話也沒有說,就這樣看着他在我面前,對着收音機左扭右調。

未幾,收音機終於不再發出沙沙聲,轉為一個帶點磁性的男性聲音。

「有時候,太多的說話,擠壓了聆聽的空間;有時候,太多的動作,會令你失去了安靜的能力。在日間,你穿過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聲音,來到夜晚,不要再執著過去的遺憾,亦不要預知未來的憂愁,讓音符代替動作,讓歌詞代替說話。我是鄭子誠,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樂情人。」





「這晚,我們嘗試跳離廣東歌的框架,來到台灣,聽一下台灣樂隊五月天,對生活,對生命,對生離死別的看法。」

伯伯微微一笑,手輕輕一摸我的頭,結結巴巴說:「聽...聽歌,或...或多或少,會說中心...心聲,有所...共...共鳴。」

說完,他又拖着蒼老的身軀,顫顫抖抖地走回自己的病床。

病房內,只剩下收音機的聲音。

「如果我不曾走過這一遍,生命中還有多少苦和甜美,
那風中的歌聲,孤單哽咽的聲音是誰?
回憶中那個少年,為何依然不停的追?
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終都沒有改變,
那地上無聲蒸發我的淚。
黑暗中期待光線,生命有一種絕對,
等待我,請等待我,直到約定融化成笑顏。」





那一刻,年少的我,感受到遺忘已久的温暖。

同時,我亦覺悟了。

人生是個計時炸彈,而我,更是個引管外露的炸彈,在炸彈引爆之前,我都要跟時間競賽。

我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完成最多的夢想,上演屬於自己的電影,編寫屬於自己的人生。

生命,每日流逝;時間,開始減少;人生;慢慢縮短,一切,都在倒數。

無論生命有多漫長,人生,總有結束的一刻。

這是生命的一種絕對。





我希望,到最後,不論我的生命有多長,自己只要不是擁有遺憾的人生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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