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1“当然,我并非是对所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有意见,有些政治运动的发动本是势所必然不搞不行,不但要尽量搞好,而且还当全力以赴必收全功。比如以抗美援朝,镇反运动,新区土改,三反五反,全民宣传、学习宪法,一化三改造为代表的利国利民的运动等等。我也并非是说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间咱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无是处、一团漆黑。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间的情况来看,无论怎么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以成就为主,以失误为辅的。从全国总的方面看,用七分成就、三分失误的比例估计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吧。比如在国家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在重大建设项目战线上,先后建成了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使得大江南北的部分要冲之地天堑变通途;又先后开发了以大庆和胜利油田为代表的一批大型石油开采基地,完全甩掉了洋人强加给我们的所谓‘贫油国’的帽子;在国防科技战线上,先后发射成功了两弹一星,使得国际社会对我们刮目相看,也使得帝修反闻风丧胆;在工业战线上,研发了一批以万吨水压机为代表的国之重器,加强了基础工业的生产制造能力;在农业战线上,除了正在掀起的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以外,河南省林县人民于太行山地区人工开凿成功了集灌溉、发电等为一体的多功能重大水利系统工程——红旗渠,使得当地数十万亩粮田连年旱涝保收,处处高产稳产;全国粮食生产连续多年获得丰收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真凭实据胜于雄辩。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不但是全国广大劳动人民付出辛勤汗水乃至生命的伟大创造,而且也恰好符合了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党和国家首次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在本世纪内,一定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我只是说,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要是少搞或不搞那些空头政治运动,无端消耗大量民力国力,其他诸多之失姑且不论,光是从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方面而言,一心一意搞建设,专心致志谋发展的话,基础综合国力,国民经济总量,社会全面发展和百姓衣食住行注定要比现在好的多。至少全国城镇绝大多数职工的月收入不至于在十几年间总是停留在三四十块钱的低水平上一直不动;至少全国城镇绝大多数家庭不至于一家两三代人长期挤在斗室之中而改善无望;至少有不少家庭弟兄姊妹间,不至于因在身体发育时期而多人先后轮穿一件儿衣服。……从上述这些实际现象上说,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中看,特别是从反右运动到当前的文革运动里讲,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时,是否应该要审慎对待、多方权衡,充分考虑到它的必要性、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呢?在规模、范围、程度上,是否也要切实考虑到它的适当性和适度性问题呢?此外,是否还要全面考虑到它的社会成本、实际效果、国家利益、人民生活和历史影响等关系到全局的诸多重大问题呢?”想到这儿,周文星不由得笑了:“你周文星未免也太书生意气、异想天开了吧?从新中国以来的有关情况看,要是考虑这么多的话,哪儿还会有如此之多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呀?看来,你姓周的也不过是一粒不起眼儿的草芥而已,有何德能胆敢妄议天下大事呀?你就别跟着狗尾续貂、滥竽充数儿了。”周文星不由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唉!真是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呀!原来我们老两口儿和全国人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都是生活在这些群众性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的氛围里呀!长期生活在这种政治氛围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心里感受、精神状态、人格儿特征、语言习惯、行为准则、处事方法和人际关系等等,都无一步被深深的打上这些群众性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的烙印,大约这就是人在其间,身不由己吧?”周文星感到一阵口干舌燥,他忙抓起茶杯猛灌了几口,才感到好受些。他又想:“在如此漫长的政运时间里,在众多次数的政治事件中,特别是在文革的政治风浪上,除了少数浑水摸鱼、心妄逞强之徒借风使力平步青云以外,国家、民族和百姓从中又得到了什么实际利益呢?!动辄就是全民性的群众运动和突发式的政治事件,难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必须不计投入产出成本,不顾国计民生利益,不管现实历史影响,不论是非曲直与否的如此空洞蛮干吗?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没有其他更好的形势和内容可以长期研究、广泛探索、深入考察、悉心验证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该是个十分漫长和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长远道路,可能几代人、十几代人也走不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实现,即使不是近千年功业也是数百年大计,试图在短期内,用人海战术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硬要只争朝夕、一蹴而就,其结果必将是欲求快欲乱,欲速责不达。为此所付出的全民族性代价,未必能换来划时代性的理想结果。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毕竟是一个全人类都未曾经历过的崭新的社会阶段,即便是穷尽一切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科技和哲学知识,也无法真切描述它实际的具体形态,至于它广泛而深刻的新型内涵,就更是闻所未闻、不得而知了,因为古往今来从未有人见过这种全新的社会阶段吗。毛主席在几十年前所写的《实践论》里就曾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到现在为止,有谁见过这种梨子呢?又有谁吃过这种梨子呢?”第38章2“它还是一门实实在在的社会科学,除了有其特定的形式和内容以外,还要有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它还应有其必有的哲学范畴和意义。这些情况对包括我周某人在内的当今人们来说就更加陌生,更加无知了,就更加需要悉心探索和审慎研究了。从以往人类社会所走过的路程来看,自私有现象在人类社会的最初萌芽阶段到奴隶制社会,用了多长的历史性时期?自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又用了多长的历史性时期?自封建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更用了多长的历史性时期?先不说时间问题,以往的任何一次社会阶段本次性的成功变革可都是用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相应程度做支撑的呀。可是我们眼下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程度与我们所认定的现阶段的社会性质相比,又是有着多大差距的呀?再说时间问题吧,以往的任何一次社会发展阶段的大变革所需的时间都是如此漫长,又怎么能指望在本世纪初中期的几十年时间里,从一个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的社会,一步跨过数个社会发展阶段,变革到社会主义社会,能用只争朝夕、一蹴而就的短暂过程尽收全工呢?!这个变革过程之所以急不得,就是因为它所需的时间要大体符合生产力发展到相应程度时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性时期。换句话说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一定要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既不能超前也不能落后。我这里说的还只是个简单的时间性历史问题,要想深入研究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和哲学等范畴的演进过程,其问题就更不知有多复杂、多未知了。自从人类开始认识到需要由自己管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以来,在古往今来、中外综合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虽然是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和实践,可是迄今为止,从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上看,还是没能真正成功的找到一种实实在在为人类大多数人谋取实际利益的社会管理模式。在国际社会现有的国体和政体中,不是有着这样的不足就是有着那样的缺陷。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现有的实际可能的情况下,到底是否能找到一种为全人类,或者是为人类绝大多数人谋取实际利益的社会管理模式呢?这很值得从历史、社会、民族、文化、文明和哲学等方面深入考察和认真研究一番。“就目前儿言,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持续发展史的悠久文化地狱里;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曾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世界东方大国中;在我们面临的生产力水平如此低下的条件前;在我们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当今时代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重大社会变革过程,无章可寻、无法可依。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哲学意义上看,如果要是悉心研究注意总结,总还不至于仅有目前这一种现行方法可用吧?总应还有更多、更好的形式和内容可以上下而求索吧?要都是像现在这样,动辄就使行政命令、政治压迫、群众围攻、阶级斗争等激烈手段强迫人们用异想天开的思想、夜郎自大的作风、一哄而上的热情和不顾得失的方法、刚愎自用的行为、孤注一掷的手段,搞革命和建设,会不会因为一味滥用民力资源,不顾客观规律做事,造成发展比利失衡,引起国民经济危机,导致人心思辨,危及国家安全呢?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可并不罕见呀!别的曲直不必多言,滥用民力尤需警惕。其他往鉴姑且不论,秦隋兴替教训无穷呀!这两个王朝都是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王朝,但是它们又都是短命王朝。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不顾一切的滥用民力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秦隋如此之举,至少还建造和留下了一些集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于一体的工程遗迹,可供后人使用研究和追忆评吊。比如神州大地上横跨东西万里的古老长城和纵贯南北数千里的京杭大运河等等。万里长城曾叫‘胡人不敢南下儿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的京杭大运河,在沟通南北各处漕运,传播异地科技文化上也是功绩卓著、不可代替。可是现在这些动不动就是全国性的大用民力的空头政治运动,又能给当代百姓带来什么利益,为后世子孙留下什么福祉呢?”周文星猛然一惊:“天呀!你怎么敢想到这上头来了,你还想不想活啦!?你还想不想要这个家了?!”第38章3周文星忽然想起:“一九五七年秋冬之际,单位里开展反右运动时,某些领导一下子就把单位行政和业务干部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的人都给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些人里,除了少数几个专职的行政干部以外,其余的可都是为党、为国、为事业兢兢业业忘我工作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呀!其中有好几个人还是他们夫妇几十年来的挚朋密友呢。这几个人不但都是本社里资历深、业务精、水平高、能力强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业务工作上的骨干力量,而且还都是资深的中共党员。几十年来,无论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也无论他们所在的党组织处在顺境或逆境时,他们可都是一心向党、相忍为党,从始至终绝无二心的终成党员呀!可是为什么这么长期忠于党的老党员,也会在整风中身遭厄运、难逢公道呢?难道仅仅就因为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为什么新中国以来,只要一有整肃性的政治运动,大多都是朝着广大知识分子来呢?文革以前,把知识分子一直当成需要长期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不管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的触及程度有多深,受到的波及范围有多广,广大知识分子在改造运动中有多努力,可硬是怎么也无法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压头铁帽。文革开始以后更干脆,索性就直接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排在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名之曰‘臭老九’了。难道广大知识分子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忘我的、兢兢业业的、辛勤工作,用自己的智慧、汗水、忠诚乃至生命,换来的就是这种无法翻身的屈辱结果吗?!反右时,我们单位某些领导在‘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必有左中右之分。对于右派分子而言,就是要有多少就揪出多少,绝不手软姑息、严防养痈遗患’的名义下,一下子就定出了站我社行政和专业干部百分之十五的右派分子,就像是单位里的右派分子越多,某些领导的工作成绩就越大、政绩就越突出似得。如此一来,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不但大大超过了上级摊派的百分之三到五的指标,而且某些领导还把更多的人也划到了右派分子附近。他们秘密的把人们分成了四组:第一组是危险分子,离右派差九十里地;第二组是比较危险分子,离右派差六十里地;第三组是很危险分子,离右派差三十里地;第四组是最危险分子,离右派只差十里地。从形式上看,虽然在右派周围划分了四组危险分子,但是什么人属于哪一组,根据个人表现是可以随时调整的。虽然划组是保密的,但是我们单位的某些领导对于人员调组的结果却又大耍阴谋暗中放风儿,企图使人们为了摆脱困境儿主动密报大事小情,争相表现靠近领导。如此一来,把单位里的政治空气弄的紧张异常,人际关系搞的个个儿自危,处处弥漫着谨小慎微之气,时时充斥着惊弓之鸟之风。可是我们单位的某些领导在用人方面,就能在掌握各种情报之下,灵活自如的把人们控制在取舍之上,随心所欲的把职工定为优劣之中了。真是整人有术、领导有方呀!我们单位的某些领导还在背地里大言不惭、得意洋洋的把这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乃铁腕人物、铁石心肠呀!“按常理说,对于右派分子,应该是有责整之,无责休之,凭什么也跟工业生产似得,又是下指标,又是做定额的?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为了整风、整党还是为了整人呀?在这百分之十五的人里,只有几个人是因为写文章被定成右派分子的。更多的人都是因为在我们单位领导反反复复要求给党提意见的情况下,真对我们单位当时的具体问题说过几句提意见的话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甚至有的人在领导反反复复要求给党提意见的过程中,从始至终一言未发,也以‘用沉默对抗运动、对抗党’的罪名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那些写过文章、提过意见的姑且不论,凭什么有些人在我们单位领导反反复复要求给党提意见的情况下,从始至终一言未发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呀?以前只见过在整风时有因言获罪的怪事儿,反右时某些领导居然创新了无言也获罪的天下奇事,真是说你右你就右,不右也右。难道我们单位里某些领导这么干,就是为了超额完成那个所谓的右派定额吗!从后来的情况看,与其如此说,还不如说我们单位的某些所谓领导是以右派分子的命运乃至生命做资本、当赌注儿,为了争政绩、争官位、争利益、争名誉,甚至是在政治斗争、宦海沉浮中争搏前程、排除异己、打击对手、炫耀政绩更确切,更实际呢。看来我们单位的某些所谓的革命领导干部,一旦到了有官可争、有利可图、有名可要、有政敌可整、有政绩可炫的关键时刻,他们除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之外,什么都能豁的出去,什么都敢干得出来。在干着这些勾当的时候,还美其名曰:‘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云云。由此看来,随心所欲的把谁打成右派,把多少人打成右派就毫不奇怪了吧。在我们单位的某些所谓领导干部的眼里心里,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都能随意玩弄,党纪国法,人性良心又价值几何呀?!真乃人心叵测、政治险恶呀!别处的事情我周某人一无所知,在我们单位里,在反右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所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触目惊心的事件可都是无法掩盖、铁证如山的事实呀!当然,我之所以如此说,并非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层内‘洪洞县里没好人’,而是大多数好干部与我此处要揭露的某些主抓反右运动的所谓领导的恶行无关,因此对那些多有善政佳绩的大多数好干部也就无需赘言此处不表了。正所谓:‘佳绩不说跑不了,阴暗不揭不得了’。好在这些好干部的口碑自在民间,功德可见日月。在反右斗争中,那些威风凛凛恶整他人的某些所谓领导干部,到了文革之初,全都遭到了深批很斗和恶打,无一幸免全落马的厄运。”第38章4“从反右到现在的十几年来的情况看,人们一直都在‘整人:被整;被整:整人’的怪圈而里往复无穷,上下颠倒的不断循环着。真个是一派‘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悲切切,昨日为王今夜亡!如今,反右运动都过去多少年了,这些老右们还是身背右派分子罪名,惨遭监押、惨遭劳教、惨遭整治、惨遭迫害呢,听说其中有的人已经离世了。他们究竟何时才能熬到出头之日呀?!凭什么那些在单位里攥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某些所谓领导就能随便给人定成右派分子,就敢给人定成右派分子呢?国法何在?党纪何在?天良何在?人性何在呀?!当时可没有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呀!我们单位的某些所谓领导要是赞人一语,受赞者未必获得荣耀;他们要是贬人一言,遭贬者就必定要下地狱了。由此看来,究竟是被我们单位的某些所谓领导定成右派分子的人们有罪,还是把我们单位的人们定成右派分子的某些所谓领导有罪呢?”周文星想到这儿,内心涌起了一阵恐惧感,他觉得:“不能在想这些事儿了,不但现在不能想,就是永远也不能再想了。太危险了,太可怕了!”他又想:“当今,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究竟有多少种形势和内容?人类社会正常发展之路到底该怎样走?我周文星的理论修养不深,政治眼界也不高,也实在无法求懂参透这些高深莫测的玄妙问题。可是再怎么着,凭直觉,我总感到:将来百姓和民族一定要为今天少数人的主观妄为、随意行事付出沉重的历史性代价的。唉!我本欲想天下事,越想越觉想不通。千古功过人乱议,当今是非后人评吧。”周文星又想:“从以往的经历看,我周文星也是个早有报国凌云志,一心为民为革命的热血男儿呀!为此,我也曾挨过反动政府军警的水龙枪托;为此,我也曾遭到反动特工的盯梢监事;为此,我也曾燕园密会暗送消息;为此,我也曾面对党旗庄严宣誓;为此,我也曾窑洞苦读饱览熊文;为此,我也曾周旋太行抗击倭寇;为此,我也曾纵横冀中巧战蒋军;为此,我也曾深入山乡亲与土改;为此,我也曾跟随大军凯旋古城;为此,我也曾为抗美援朝报名请缨;为此,我也曾在镇反运动中慷慨撰文口诛笔伐;为此,我也曾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捐铜献铁执火高炉;……可是如今看来,当年的‘为此’再多,‘也曾’何富,又能如何呀?“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牵扯,从文革开始至今,我周某人却还是个赤子丹心空自许,有志无路的报国人呀!对于目前情况,我周文星除了不忍作视当前乱局而深深地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天下百姓的命运以外,在其他方面实在也是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呀!真是有愧于国家,有愧于民族,有愧于百姓,有愧于自身呀!对于宏观大局而言,我周某人不过是个有无两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对上述这些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的是非得失、成败利钝,无权也无意品评长短、议论曲直,更无心在其中争功竞利、计较进退。我周某人在目前的混局乱象中,只要最终能落个毫发无损、全身而退的结果,也就无复他求、心满意足了。这并非是我周某人已减当年、不思进取,胸无信念、甘愿落后。我实在是不屑于和当今那些专靠造反整人起家,只顾个人争权夺利的文革新贵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这并非说明我周某人性情有多么高洁孤傲,因为我要是和这些家伙为伍,就得出卖同事与朋友,抛弃良心和人性。这已经是被我周文星的见闻和更多人的亲身经历所反反复复证明过无数次的政治恶行了。这可是我周文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永远不想做,不愿做,更是不能做的妄心之动、恶人之举。一旦这样做了,我姓周的可能得利于一时一事,但是我的内心要受到良心的深深谴责于一生一世了,直到死,我都甭想安宁了,那可真是人将不人、生不如死了。!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我周某人一直在和这些文革新贵若阴若阳、忽远忽近的巧妙周旋着,可是谁知在哪天哪事上会在阴沟儿里翻船呀?不管怎么说,只要我还在‘臭老九’之列,只要我还如此表现,挨整就是迟早之事。看来,我周某某的人民身份很可能也是时时堪忧、来日无多了。不管是否有无人民身份,也无论遭遇何种威逼利诱,我周某人绝不出卖良心、绝不抛弃人性!但愿这就是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吧。从我周某人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上看,如此行为虽然于愿不和、于心不甘,但是身处当前的乱局困境之下,舍此又能有何为呢?!正所谓:形式比人稠,无法强出头。待到向好日,再把身心投吧。可叹可叹!奈何奈何呀?!”一阵凄厉刺耳的大声猫叫突然从房顶上传来。周文星骤然一颤、心神一惊!过了半天,他才恢复了正常心跳和意识。他想:“这小猫子也真是的,人间这么多纷乱杂事尚无头绪可理,你还在那儿叫的什么春呀?”想到这儿,周文星不由得笑了。第38章5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猫叫惊断思路的周文星又想起了何莹。他想:“我周文星能在这二十多年的政治荆棘丛中,屡躲险恶风浪、安然穿行至今,特别是文革已来,身处风云变幻、是非莫明的险境中平安无恙一直无虞,可真亏了有何莹这样一位内心泾渭分明、表面大智若愚的好老伴儿时时百般提醒、处处指点迷津呀!莹莹啊,我现在真的好想你呀!……”此时,周文星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何莹年轻时的模样:“莹莹啊,你如今在干校可好呀?!”他脑海里又浮现出路英的模样:“英儿啊,现在你到底在哪儿呀?!”忽然他觉得路英的眼睛和嘴巴还真像何莹年轻时的样子。他心里一动,蹑足潜踪的来到周路平的床前,轻轻的打开了屋里的大灯,眼前的景象吓了周文星一跳:“怎么躺在床上的是路英啊?!……”他定睛一看,才认出是路平。他仔细看着熟睡中的周路平的模样:“这小子长的怎么那么白呀,嘴唇儿还那么红,真是越来越像他姐姐了。”他发现周路平的五官有些像他姐,又有些像他妈。究竟哪儿像他姐,哪儿像他妈,或者像谁更多些,他周文星一时也分辨不清。他看着周路平出了半天神儿,才关上灯,默默的坐回了原处。他想:“这仨人长的还真像啊!可是本应在一处朝夕相处、亲亲热热的一家人,怎么硬是被拆的妻离子散、天各一方的呀?!何莹在湖北干校,虽然多有通信往来,虽然春节也曾探家,但是终究不能日日相见,实在无法常年厮守呀?路英在云南插队,自她走后虽然也有少许通信,但毕竟是新悬两地、无法谋面,情况不清、下落不明呀!真是国不宁,家难圆,人何安呀!人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怎么就这么难以重合呢?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大有作为奔赴四方。所有干部轮往干校,防修反修思想改造。大有作为姑且不论,思想改造耐人疑问。当年我下干校时,一天到晚就是四件事儿:干活儿、读报、吃饭、睡觉。把人的时间管的紧紧的,把人的头脑占的严严的,就是让你没时间‘胡思乱想’,没精力‘胡说八道’。别的方面无需多言,光是每天干活儿就能把人累的半死儿。在身心俱疲、神情恍惚时,竟让我产生了处在劳改农场的感觉。难道通过长期参加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和强迫人们每天都要学习报刊上的那些欺世盗名的奇谈怪论,就真能改造出有利国情民情、顺应时代主流的先进思想吗?要是果真如此,岂不是等于月能干重体力活儿,月能跟着报刊胡说八道,思想就月正确、月先进吗?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中,用惩罚式的重体力劳动和教条似得荒唐说教也能改造出符合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世界主流趋势的先进思想吗?“专药治专病,术业有专攻。如此做法,科学道理何在?实际效果何在?多少年来这样做的具体成绩又何在呢?当初我在干校时,专抢重活儿累活儿干,就这样儿干了一年多,回到单位,仔细一想,也没觉着思想有什么变化。如果一定要说我在干校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增加了饭量,增长了体重,增强了体质。当然,这也多亏了我是早稻田的大学生。怄,我所在的连队是种植水稻的。由于我们全连队的人们在干活儿上人人勤恳卖力,又加我们中有早年种过水稻的人的严格指导,再加老天关照,所以我们的水稻长势良好、大获丰收。上级领导见了非常高兴,因此我们在吃饭上虽是副食不好,但是都能吃饱。可回到家后,一下子又觉着粮票儿不够用了。为此,我用挨了很长时间饿的法子,才使我的饭量又回到了我下干校前每月粮票儿的定量上。如此说来,我们单位的领导让我以思想改造的名义下干校,可我却毫无改造性收获,这趟干校不是就白下了吗?虽然如此,但是还得按照主管领导所指定的内容上交一份儿关于在干校里如何理论联系实际,怎样改造世界观的总结性思想汇报。个人可以没有干校收获,领导不能缺少工作成绩。有道是:‘假中假,满纸荒唐沽名马。真无真,强说收获改造心。’”想到这儿,周文星心里一惊,他轻拍了一下脑门儿:“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这般心猿意马、思潮难平的?”周文星使劲晃了晃头,合上了双眼,入了会儿静,才理清了思绪、平静了心情,使自己又回到了现实的正常状态之中。他又想到:“我们老两口儿的思想意识、心里感受、精神状态、人格儿特征、语言习惯、行为准则、处事方法和人际关系等等,在这二十多年里,被打上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的烙印究竟有多少、有多深、有多广啊?这些情况虽然我周某人一时很难具体说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被打上的烙印一定非常深、特别重、十分广。想来这些烙印也一定在潜移默化中有意无意的深深的影响着小路英的思想意识、政治信念、理想追求和行动准则啊!自己这些年里,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在学习理论文章和书籍资料时,也曾有意识的让她看过不少。比如:《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万岁》,一至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很多相关的学习辅导材料等等。她妈有时也主动给她讲解过有关情况。我们这样做,固然跟我们几十年来形成的思想意识、职业习惯不无关系,但是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她在思想意识上打下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以便待其成人以后,不犯或者少犯政治错误。可是,谁成想我们的良好用心却在小路英身上换来的是南辕北辙、执迷不悟的相反结果呀?!当然,如果没有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周路英就是再如何狂妄自大,再怎无自知之明,谅她也不敢如此任性放纵、随意天马行空。看来,路英走到今天这一步,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原因固然在她本人身上,固然与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着重大的直接关系,可是我们老两口儿的责任也是不可小觑、无法推卸的呀!从小路英的情况看,孩子教育还真不是个简单问题。孩子本身没有问题时,总觉着一切都好,一旦出现问题,又觉得是出了天大的事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都对他有影响,这三方面的影响从本质上看,究竟是谁主谁次,孰深孰浅呀?!孩子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这几个阶段中的教育问题到底有何共性和个性呀?这些问题在小路英和小路平的成长过程中我就没弄懂。如今小路成也七岁了,今年又该上小学了,这些问题我还是依旧没弄懂。看来,每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是一本儿复杂的书,读懂了不易,读好了更难。我姓周的这辈子是读不懂这本书了。因为我总觉得:在孩子教育问题上,轻不得也重不得,前者孩子不重视,后者孩子易逆反,就像俗话说的那样:‘豆腐掉进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常常是一发现问题再纠正也就晚了。”想到此,周文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探寻,重重的自毁和自责之中!周文星又想:“‘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今后在政治理论和思想意识上,对待小路平可要立刻刹车了,可千万不能再像以前对待路英那样,毫无分析的向他灌输那些政坛上流行的,就连炮制者本人都未必真信的,混乱的政治观点、莫明的是非标准、荒诞的思想内容和空洞的理论说教了。现在来看,路英一去难返,路平前程何忧呀?昨晚他不愿说出对路英的看法,是不是我问的太过直接生硬了?如果要用旁敲侧击、委婉曲折的方式问问他,是否可行呢?这孩子,真是人大心大、不由老爸了。看来,小路平他们这代人也开始成熟了,时间的勇往直前和生命的发展趋势可真是不可抗拒的铁律呀!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版权所有归原创作者。转载时请保留以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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