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年的聖誕節前,我們收到地政署的通知,要為我們家作人口調查,我們才開始真正意識到政府打算收地重建。
很快,幾乎是同一時間,有官員在電視上發表這一帶的發展計劃。發展很宏大,官員的言詞很漂亮,但我不清楚他口中的數字概念,不知道將來這裏會搬進多少人口,但似乎到處都是大廈與屋邨,我只可以肯定,「甘興記」是不可以繼續留下來。
父親對這宗新聞的態度是堅持與樂觀的,他的想法是,他也經歷過元朗的發展,那個時候,附近的農田、漁塘也變成今天的馬路、大廈、商場,但「甘興記」還是留了下來,而且當時的生意還非常的好。另外,他認為有人的地方,還是有人要吃飯的。

但很明顯,大哥的想法與父親不同。
他開始與父親談到賣地的事。
「大約七百萬。」大哥說的是「甘興記」這塊地的價錢。「我們公司所出的價錢,在同行之中,算高了。」
大哥工作的地產集團,有份參與這次的發展項目,而且我們家正位處集團有興趣發展的範圍之內。
在收地這件事上,大哥的態度與父親截然不同,因為他的工作正是收購與出售,他知道在土地發展的巨浪之下,「甘興記」並不能幸免。我不想猜測他是否主動向公司提出,由他說服父親賣地,但如果他能夠成功達成這次買賣的話,他在公司的地位,絶對有正面影響。
我是看着父親的態度由堅持轉向猶豫,由樂觀變成悲觀的。除了大哥的說話之外,政府官員也開始在村裏出現,通常都是幾個穿恤衫西褲的男人,拿着地圖或公事包等,在村內行走或拍照,他們可能是地政署的職員,也可能是其他政府部門的。這些官員離開後,便有幾個村民走到我們家,談到那些人的事。




「喂,有沒有過來找你?」一天下午,虎伯出現在飯店,朝父親問:「那些地政官剛剛才走。」
「來過一次,沒談甚麼。」父親答。
「他們去過阿年那裏,幾千呎的地方,才二百多萬,價錢太低,阿年不肯談。」虎伯抽起煙來,他抽煙很凶,兩行煙霧從他鼻孔噴出來,格外翻湧。
年叔是個開果園的老伯,年青時搬進村裏面,買了幾千平方呎的地方種果樹,從前有茘枝、龍眼、芒果、大樹波羅、木瓜等,很熱鬧。我們幾兄弟小時候很喜歡去他的家,因為隨便一摘都是香甜的時果。我喜歡吃龍眼,一個下午可以躲在龍眼樹下猛啖,那個時候也沒理會甚麼肝濕熱毒,只知道好吃爽甜。有次照樣從枝頭摘下一串,不防有隻臭屁蟲附在葉上,被牠弄得我一手嘔心臭味,剛巧永家跑過來問我要龍眼,我手指一伸放在她鼻頭前面,臭得她哭出來說我作弄她。
二百多萬?
這價錢當然是低得帶着侮辱,現在這價錢在元朗可以買到甚麼單位?政府怎樣計算這個數字我不清楚,但等價交換是基本常識,即使不將果園計算在內,年伯的兩層高村屋總計也有二千平方呎,應該用元朗一個同等單位的市價來賠償,才算公道。
父親替虎伯冲了一壺熱茶,問:「那你的呢?」
「我的是政府屋,賠不了多少,安排上樓算是有間屋住。」他呷一口茶,沒再說下去。
幾天後,大哥再找父親談賣地的事,但這一次話題轉了風向,不是談地價的問題,而是談地權的問題。
他們言談之間,我聽到一個經常在新聞上聽到的詞語--「逆權侵佔」。





祖父最初搬來元朗的時候,透過徐姓朋友向一位姓廖的村民租一間鐵皮屋容身,並開始重操故業。後來我們幾兄弟妹陸續出世,而「甘興記」的生意也越來越好,所以祖父逐小逐小的將這個家擴建,以應付起居,也應付生意。
後來,父親向姓廖的村民買了鐵皮屋,而旁邊的地方也開始被父親「擴建」。從前的年代,新界土地不值幾個錢,業權概念也不清晰,而且山高皇帝遠,政府也懶得計較你在甚麼地方起了些甚麼鐵皮破屋。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每年差餉也沒欠過一分錢,祖父也認定這是自己地方,從沒考慮過業權問題。

大哥知道現在的地價今非昔比,遂提出逆權侵佔的想法,當然,若果真是成功的話,「甘興記」這塊地方的價錢,是七百萬的幾倍。

大哥從少就是個成功的類型。
我們家的後山有個飼養白鴿的農場,就是我們在酒樓吃到的那樣些乳鴿。有年暑假,好像是我升讀五年班的日子,我們三兄弟閒來沒事找地方去玩,大哥提議說去看白鴿,我和二哥便一塊兒跟着去。農場很廣,還未見到農場已經聽到鴿聲,我們偷偷穿過破了的鐵絲網,在一排排的鴿箱子外,望着牠們逼在一起「咕咕」聲地叫。因為氣温高,鴿子的便溺氣味很濃烈,我受不了,說:「走吧,很臭。」
大哥不知那裏來的興緻,說想帶一隻鴿子回家,這個連二哥也不敢想的念頭,我奇怪怎會出自大哥口中。結果,在大哥打開鴿籠的時候,被農場主人發現負責看哨的我。兩個哥哥跑得快,留下我被場主罵了一頓。
回到家時,大哥不單止沒關心我,還以作弄的語氣笑我走得慢。那時的我心裏升起一股怒氣,怎麼又不是我說要看鴿,更不是我要帶一隻回家,為甚麼到最後捱罵的卻只有我一個?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喜歡這個大哥,但覺得有個哥哥還是一件好事,畢竟粗活都是二哥負責的,所以一個二哥已經足夠了。
大哥的作用,是將我們的不濟加倍放大。
後來大哥入了香港大學,父母歡喜得整整一個月每天都要在神櫃上香,多謝祖父母在上蒼的保佑。這個時候,我才開始放下對大哥的那份冷漠與平白無端的厭惡,因為我知道,如果沒有大哥的話,父母二人會少了一份安慰與榮耀,而多了三倍的擔心與操勞。
我相信上帝造人的時候,必定有時心情會特別好,有時卻像月尾還未發薪般,做甚麼都一塌糊塗。心情好的時候,會造出像喬布斯、蓋茨,和我大哥甘永建的成功樣辦:讀書考試不讓父母擔心、是可以讓父母在親戚朋友面前掛在嘴邊的好孩子、進入大學、在大公司任職管理層、住市區的名牌屋苑、開名貴歐洲房車、有個漂亮太太、還會有個同樣聰明的兒子……。
我呢?我不會覺得自己是上帝心情差的時候造出來,因為這世界比我不幸的人很多,我只會覺得自己是個沒特別的平凡一個產品,像一台毫無個性與特色的平價手提電話,不會讓擁有的人可以用來炫耀。

父親年輕時,也想過讀點書,可以幹穿西裝上班的工作。六、七年代初期,西方潮流逐步在香港蔓延,青春期的父親,當然不希望在人面前像個土包子,他不想別人知道他家是幹燒臘飯店的。
「可以小學畢業已經比很多人本事。」當我問起父親如何接手『甘興記』時,他這樣說:「飯店要人幹活,要讀上中學的話,少了一個人手,也多了一份負擔,那時不同現在,讀書要很多錢。」
就這樣,父親的讀書夢停了,他開始走進厨房最熱的燒爐旁,拿起燦紅熱脆的金牌燒豬,從此一生未放低過。
那個時候不會有追尋夢想這回事,家庭的生活負擔才是最切實的問題。我想,當年祖父認為將「甘興記」交給父親是最理所當然,也是對作為一個父親,對兒子最好的安排。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