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生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山脊上待了整整三個月。

三個月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沿著礦脈露頭行走,採集樣品,測量產狀,記錄數據。他畫了一百多張地質剖面圖,採集了三百多個礦石樣品,寫滿了兩本筆記本。他的臉被高原的紫外線曬得脫了好幾層皮,嘴唇乾裂得滿是血口子,手指被寒風凍得失去了知覺,但眼睛卻越來越亮。

因為數據告訴他,這不僅僅是一條銀礦脈。

這是一個完整的、多層次的、規模驚人的多金屬成礦系統。

表層是銀鉛鋅礦石,品位高、厚度大、連續性好。中層是以銅為主的硫化物礦石,伴生大量的金和銀。而深層——他根據地球化學異常和蝕變分帶推測——很可能存在一個巨大的斑岩型銅礦床,規模足以與世界上最大的銅礦相媲美。





如果他的推測是正確的,那就不僅僅是一座礦山的問題了。那意味著整個安地斯山脈中段的地質找礦潛力被嚴重低估了,意味著秘魯的礦業格局可能因此發生改變,意味著——

他想得太遠了。

當務之急,是解決開採和冶煉的技術難題。

海拔四千八百米,意味著氧氣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傳統的內燃機設備在這裡根本無法正常工作,燃燒不充分,功率急劇下降,油耗成倍增加。礦石運輸也成了大問題——從山脊到最近的公路,直線距離超過三十公里,而且全是陡峭的山坡和深深的峽谷。

更重要的是礦石本身。這條礦脈的礦石類型比Esperanza複雜得多,含有多種硫化礦物,且嵌布粒度極細,用常規的浮選工藝根本無法實現有效分離。





遠生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三個關鍵詞:海拔、運輸、分離。

這三個問題,每一個都足以讓一座礦山夭折。三個疊加在一起,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他沒有放棄。

他把樣品寄回利馬,請安德烈斯幫忙做詳細的工藝礦物學研究。同時,他開始著手設計一套適應高海拔環境的採礦方案——用電力代替內燃機,用索道代替卡車,用分段充填採礦法代替傳統的空場採礦法,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岩層的擾動,降低塌方風險。

“你瘋了。”安德烈斯在看完他的方案後說,“你的方案在理論上沒問題,但你知道要花多少錢嗎?索道、電力設施、新的選礦廠……這不是一個小礦主能負擔得起的。”





“所以我們需要找投資。”遠生說。

“找誰?美國人?他們不會感興趣。這條礦脈的位置太偏遠,開發成本太高,風險太大。”

“不找美國人。”遠生說,“找華人。”

安德烈斯愣了一下:“華人?秘魯的華人大多是做小生意的,沒有那麼多錢。”

“不一定是秘魯的華人。”遠生說,“香港、新加坡、馬來亞、菲律賓……東南亞有很多華商,他們手裡有錢,也在尋找投資機會。如果我能說服他們,這條礦脈不僅僅是一座礦山,而是一個區域性的成礦系統,潛力巨大——”

“你要回香港?”安德烈斯打斷了他。

遠生沉默了一會兒。

“不。”他說,“我不回去。但我可以寫信。”







信寫了兩個月。

遠生給所有他能想到的華商寫信——香港的、新加坡的、馬來西亞的、印尼的、菲律賓的。他在信中詳細介紹了安地斯山脈的地質條件、礦脈的規模和品位、技術方案的可行性以及預期的經濟回報。他沒有誇大,也沒有隱瞞,只是實事求是地陳述事實,然後附上詳細的數據和圖紙。

大多數信石沉大海。

少數幾封收到了回覆,但內容大同小異——“謝謝您的關注,但我們對此項目沒有興趣。”

只有一封回信與眾不同。

信的署名是陳嘉盛,新加坡華商,經營橡膠和錫礦生意。他在信中寫道:“陸先生,您的來信我看了三遍。我不懂地質,也不懂冶煉,但我看得懂一個人的決心。您用兩個月的時間寫了那麼多信,說明您對這件事的執著遠超過一般人。我願意投資您的項目,但有一個條件——我要親自去秘魯看那座礦。”





遠生把信遞給阿蓮。

阿蓮看完後,沉默了片刻。

“這個人。”她說,“不簡單。”

“我知道。”遠生說,“所以更要讓他來。”



一九五八年三月,陳嘉盛抵達塞羅德帕斯科。

他五十出頭,身材矮小,皮膚黝黑,看上去像一個普通的南洋商人,但一雙眼睛精明而銳利,像是能看穿人心。他穿著一身筆挺的西裝,在海拔四千三百米的高原上走得穩穩當當,連大氣都不喘一口。

“我在金寶高原待過。”他解釋道,“海拔跟這裡差不多。”





唐景山安排了車,帶著陳嘉盛和遠生一起上了山。路況比三年前好了一些,但依然顛簸得厲害。陳嘉盛坐在車裡,一邊看著窗外的風景,一邊不時地向遠生提問——礦脈的規模、品位、儲量、開發成本、市場前景、政治風險……每一個問題都切中要害,沒有一個是外行能問出來的。

遠生一一回答,不急不躁,不誇大也不縮小。

車停在山腳下,他們換乘騾子,沿著陡峭的山路往上爬。海拔越來越高,空氣越來越稀薄,連騾子都開始喘粗氣。陳嘉盛的臉色漸漸變了,但他咬著牙,一句話都沒說。

到達礦脈露頭時,已經是下午。

遠生跳下騾子,走到一處裸露的岩壁前,用手拍了拍岩石表面:“這裡就是主礦脈的露頭。您看,岩石表面的方鉛礦晶體非常明顯,銀鉛品位都很高。”

陳嘉盛走過去,仔細看了看岩壁,又蹲下來撿了一塊碎石放在掌心,像掂量寶石一樣掂了掂。

“我買了。”他說。





遠生一愣:“您不需要再看看其他地方?”

“不需要。”陳嘉盛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塵,“我這輩子做過最正確的兩個決定,一個是娶我老婆,一個是投資錫礦。現在是第三個。”

他看著遠生,目光認真而坦誠。

“我不懂地質,但我懂人。一個能在海拔將近五千米的地方待三個月、畫一百多張圖紙、寫幾十封信的人,我願意把錢交給他。”



有了陳嘉盛的投資,項目進入了快車道。

遠生從利馬聘請了一支專業的工程團隊,開始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他們在礦區打了幾十個鑽孔,總進尺超過五千米,證實了遠生的推測——這不僅僅是一條礦脈,而是一個完整的斑岩銅礦系統,銅儲量超過五百萬噸,伴生金銀的價值更是無法估量。

但冶煉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遠生幾乎試遍了所有已知的浮選藥劑組合,回收率始終徘徊在百分之六十左右,遠低於經濟可行的標準。問題的癥結在於礦石中的銅、鉛、鋅礦物嵌布粒度太細,且相互包裹,常規的磨礦和浮選無法將它們有效分離。

“也許我們不應該分離它們。”一天深夜,阿蓮端著一杯古柯茶走進實驗室,看著滿桌的樣品和圖紙,忽然說了一句話。

遠生抬起頭:“什麼意思?”

“我是說,”阿蓮把茶放在他面前,“你一直在想怎麼把銅、鉛、鋅分開,但如果它們分不開呢?有沒有可能,把它們一起冶煉,然後再用其他方法分離?”

遠生愣住了。

他學了那麼多年的地質,讀了那麼多的冶煉文獻,思考問題的方式從來都是“如何用浮選分離”。他從來沒有想過——浮選不是唯一的方法。

火法冶煉。

如果先把礦石熔煉成銅鋶,然後通過吹煉和電解精煉,逐步分離銅、鉛、鋅以及伴生的貴金屬——這個工藝路線在理論上是可行的,而且避免了浮選法對細粒嵌布礦石束手無策的困境。

但問題是,火法冶煉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複雜的設備,在高海拔地區的可行性需要重新評估。

遠生連夜翻閱了所有能找到的火法冶煉文獻,畫了幾十張流程圖,計算了上百個物料平衡和能量平衡方程。天亮的時候,他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長長地呼出一口氣。

可行。

雖然難度極大,但可行。



一九五九年,實驗室規模的火法冶煉試驗取得了成功。

一九六〇年,半工業試驗在塞羅德帕斯科的一座小型冶煉廠中完成,各項指標均達到設計要求。

一九六一年,第一座工業規模的火法冶煉廠在礦山腳下動工興建。

陳嘉盛追加了兩次投資,唐景山抵押了自己的全部家產,安德烈斯從利馬大學帶來了一群年輕的工程師。礦區的華工們自發組織起來,加班加點地參與建設,沒有人要加班費,沒有人抱怨工作條件。他們知道,這座冶煉廠不僅僅是一座工廠——它是他們在異鄉立足的根基,是他們向這個世界證明華人不僅僅會幹苦力活的機會。

阿蓮的“華工之家”也參與了進來。她組織婦女們為建設工人做飯、送水、縫補衣服,把孩子們集中在一起照看,讓男人們能夠安心工作。她還在工地旁邊搭建了一個簡易的醫療站,請來一位退休的秘魯老醫生,免費為工人們看病。

“你這是把整個村子都搬過來了。”遠生有一次對她說。

阿蓮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笑了笑:“這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



一九六二年,冶煉廠建成投產。

第一爐銅鋶從熔煉爐中流出時,整個礦區沸騰了。華工們點燃了鞭炮——那是唐景山專門從利馬的中國城買來的——在海拔四千三百米的高原上劈裡啪啦地響了大半個小時。秘魯工人們雖然不明白鞭炮的意義,但也跟著歡呼雀躍,有人甚至跳起了當地的傳統舞蹈。

陳嘉盛從新加坡趕來參加投產儀式。他站在冶煉廠的平台上,看著從爐子裡流出的熾熱銅鋶,眼眶濕潤了。

“陸先生。”他轉頭對遠生說,“你知道我為什麼願意投資嗎?”

遠生搖了搖頭。

“因為我父親。”陳嘉盛說,“他是一八八零年代從福建被賣到馬來亞的‘豬仔’,在錫礦裡幹了三十年,死的時候肺裡全是礦塵。他臨終前跟我說了一句話——‘阿盛,我這輩子最遺憾的事,不是沒能回中國,而是沒能活著看到一個華人自己開的礦山。’”

他停頓了一下,聲音有些哽咽。

“今天,我替他看到了。”

遠生沒有說話。他只是靜靜地看著那些在爐火映照下歡呼的人們——華人、秘魯人、混血兒,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膚色,但在這一刻,他們臉上的笑容是一樣的。

那是一種從最深的黑暗中提煉出來的光,比銀更亮,比金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