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窗外的莞深高速公路一片灰濛,空氣裡飄著工廠區特有的柴油與廢氣味。
我叫阿樂,大學畢業剛滿三個月。當身邊的同學還在香港中環、灣仔的寫字樓裡遞履歷、打卡、印文件時,我已經坐在一部豪華七人車的後座,跟著公司最大的人頭——台灣大老闆「林總」,在大陸的工業區裡穿梭。
「阿樂啊,等一下見到的張總,係我三十年的老朋友囉。」林總點燃了一支長煙,國語帶著濃濃的閩南腔。他年過五六十,頭髮梳得油亮,手腕上那隻金錶在車廂裡閃閃發光。「在這邊做生意,講的就是『交情』兩個字。你跟著我,多聽、多看、少說話,懂嗎?」
「知道,林總。」我連忙點頭,腰桿打得筆直。
那時是我入職的第一個星期。那時的我,心頭一片熾熱。每天早上九點,準時坐在林總的七人車上,跟著他去見一個又一個在大陸設廠的台資高層。在那些煙霧彌漫的茶室和奢華的包廂裡,林總總會拍拍我的肩膀,向對方介紹:「這是我們香港總公司派過來的小小年輕人,跟我學東西的。」
對方總會客氣地笑笑,遞上一隻名片。那一刻,我真以為自己是公司重點栽培的「儲備幹部」,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這種被光環籠罩的幻覺,只維持了短短七天。
第二個星期的週一,工廠的氣氛變了。台灣老闆娘「林太太」突然從台灣飛到了工廠。她是一個眼神極度銳利、說話聲音細微卻帶着冷意的女人。她來到工廠的第一件事,不是慰問員工,而是在國內招募網站上開出了三個業務職位。
面試的速度快得驚人。不到一個月,三位國內業務正式報到。領頭的叫強哥,三十多歲,莞深在地人,說起話來豪爽大方,菸抽得比林總還狠;另外兩個則是剛從其他台資廠跳槽過來的年輕業務,眼神裡全是對業績和佣金的飢渴。
三位國內業務入職的那一天的下午,林總的司機老王走到我桌前,有點尷尬地摸摸頭:「阿樂,林總說今天去拜訪東莞許總,車子坐不下了,你今天留在廠裡幫忙。」
我愣了一下。那部七人車,明明還有兩個空位。從那一天的「一星期跟足七天」,到後來,林總只有在某些極度不重要的場合,才會冷不防叫我一聲:「阿樂,今天沒事,跟我出趟門吧。」
我的地位,瞬間縮水成「一星期一次」的陪襯。失落感像潮水般湧來。但我當時還太年輕,以為這只是正常的業務分工。直到我開始在工廠裡四處走動,才發現了更詭異的事情。
這間佔地幾千平米的工廠,架構奇怪得像個怪物。除了站在金字塔頂端的林總和林太太,整間廠的所有命脈部門——掌握財務大權的「會計部」和「出納」、控制原材料命脈的「採購部」,以及剛成立的「業務部」,負責人清一色全是在地招募的國內同事。
會計叫琴姐,四十多歲,平時總是笑咪咪的,見到我總是親切地喊:「阿樂,香港過來適應得還習慣嗎?要不要喝湯?」
採購叫大劉,平時最喜歡在宿舍樓下請大家喝冰啤酒,逢人就拍肩膀叫兄弟。
放假時,強哥、大劉和行政部的同事們還會主動喊我:「阿樂,今晚出去排檔吃小龍蝦,一塊兒來啊!」
大家有說有笑,打成一片。那段時間,我覺得國內同事人真好,對我客客氣氣,完全沒有任何架子。
直到某個週末深夜,我因為文件忘記拿,獨自返回空無一人的辦公樓。走到採購部和會計部所在的二樓時,我透過半掩的門縫,看到大劉、琴姐,還有剛入職的強哥,三個人正圍坐在茶幾前,壓低聲音討論著什麼。桌上堆滿了單據。
我剛想抬手敲門,就聽到強哥冷笑了一聲:「放心啦,香港那邊根本看不到這塊。那個香港新來的傻小子(阿樂),天天以為自己是少爺,給他點甜頭、帶他吃幾頓蝦,他就啥都不懂了。」
琴姐輕笑了一聲,聲音低得像蛇在草叢裡爬過:「林總跟香港那邊的主席(香港老細)本來就不合,我們把供應鏈和客戶抓死在自己手裡,誰來都架空他。」
站在漆黑的走廊裡,深夜的冷風吹過,我全身的血液彷彿在一瞬間凝固。
我終於看清了這個局。這根本不是什麼「熱情的職場環境」,而是一個早已經形成、香港人完全插不進腳的在地利益生態圈。林總在擴建自己的親信班底,國內同事在牢牢死守自己的利益堡壘。
而我,這個懷揣著夢想、以為自己是「重點培訓對象」的香港新人,只不過是被放在這個權力夾縫裡,一個完全被架空、甚至被當作笑話看的邊緣人。
更可怕的是,我突然想起,香港總公司的「大老細」梁主席,下個星期就要從香港過來工廠巡視了……
(第一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