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3日凌晨,對於紐約皇后區的居民來說,註定是不平常一晚。在凌晨3時15分,剛剛下班的酒吧經理吉蒂‧珍諾維絲(Kitty Genovese)正沿著寧靜的小路回家。不久,她發覺後方有一名形跡可疑的男子在悄悄的跟蹤她。為了保護自己,她加快腳步走向街頭的電話亭,打算報警求助。
     很可惜,在她快要走到電話亭時,那名男子已經撲了過來壓著她,甚至亮出小刀,往吉蒂的背部插了下去。吉蒂受襲後,大聲呼救:「救命呀!他正在用刀刺我呀!」不久,幾戶家庭的窗子亮起了燈,也有人探頭出來,那名兇徒便聞聲而逃了。受了傷的吉蒂爬到了住宅的門口,卻再也無力開門了。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她一直指望的援手卻沒有出現……
     十分鐘後,兇徒又再一次來到案發現場,他發現整個街區仍然是平靜如常,只有吉蒂奄奄一息待在路旁。這時,兇徒也頓時放起心來,去完成的他「工作」。吉蒂負隅頑抗,並再一次向四週呼救。但經歷了整整的三十分鐘,仍然沒有人前來阻止兇徒。吉蒂她已經無力再呼救了,只能任由兇手魚肉,永遠不會有人能拯救她了……
     當警察到來時,馬上把吉蒂送上救護車,但她卻已經一命嗚呼了。
     這件兇殺案歷時45分鐘,同時有多位目擊者看到案發經過,但卻沒有人走下來阻止兇案的發生,吉蒂也因而犠牲了。這件事情不禁令人我反思:「難道這群目擊者都是冷血的嗎?」就連事後被捕的兇手也承認曾懼怕其他人阻止他,更奇怪為何甚麼也沒有發生。
     同為社會心理學家的紐約大學教授達利(John Darley)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拉丹(Bibb Latane)為了研究當時鄰居的心態,他們合作進行了一項實驗。實驗共邀請了72名來自不同大學的學生參與。實驗開始時,研究人員邀請不同人數的參與者進入空洞的房子,並由參加者輪著簡介自己。然而在密室的隔壁,則有一名演員在約定的時候假扮癲癇症發作。研究人員正嘗試了解有多少人會向他伸出援手。
     奇怪的結果出現了,癲癇症演員的獲救機會竟然沒有因聽見他呼救的人數上升而增加。當房子只有一名學生時,在聽到呼救後有達85%人會衝出房門,對癲癇症演員施予援手;但當密室中有4名參與者時,癲癇症演員的獲救機會竟降至只有31%。進一步分析更加發現,如果附近有超過4位目擊者在場時,他們就不會伸出援手。同時肯挺身而出的參與者一般會在事發3分鐘內作出幫助,否則施予援手的機會便大大減低。
     見義勇為、挺身而出,可能是我們小學學習的第一課。這既是我們的義務,亦是我們的責任。看見有人在路旁有受傷暈倒,報警拯救就是我一個人的責任。然而如果有一群人看見了事情的發生,在眾人間卻彌漫著一股置身事外的情緒,以為責任被分散了,總會有其他的人代勞,撓著手等待著英雄……
     請記著,能夠大聲說話的人,需要替其他人仗義執言;有能力的人,要為其他人挺身而出。我們不應等待著英雄,試著令自己成為別人的英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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