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選擇發展大腦的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獨自生存,所以我們需要工具,更需要與他人分工合作,才使人類這個種族能穩定生存,不致滅絕。從百萬年前,男性打獵、女性收集,到一萬年前的農業社會,再再近幾百年的工業化社會,人類在社會中的位置是分得越漸精細了。可這也正是令人們不幸福的一個原因。
 
同時,人類也是追求生存意義的動物。人類的高度抽象思維使其能夠跳出生存的需要和純粹的回饋系統,可以反問自己「為何存在」。這使人依靠「意義」來確立自己在世上存在的價值。尼采就曾說:「對『為何而活』有所領悟的人而言, 承受任何境遇都不再困難。」(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ow) 但反過來說,人類一旦失去自己「為何生存」的意義,他將連一絲苦難都沒法承受,最終走向絕望。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從反面出發,提出「絕望,即是受苦而無意義」。(D = S - M, Despair = suffering without meaning)
 
對現代人來說,社會生活帶來的身份焦慮和價值失落都是令其不幸福的原因。
 
現代的精英主義提倡自由競爭,每個人都有機會出人頭地,但代價卻是身份認同危機。身份地位指一個人在社會裡的位置、境況。狹義而言,是指個人在團體中的法律身份或職業身份。廣義而言,是指個人在世人眼中的價值與重要性。身份焦慮形成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身份與愛的關係,另一個是社會發展的因素,特別是現代提倡的精英主義制度。
 
人追求身份是因為希望得到他人的注意,或者說「愛」。人們清楚其中一種得到關懷的方式,就是自己在社會上得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因此,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為的就是要區分自己與他人。如此一來,「愛」才能有可以指向的對象。人最痛苦的是失去生存的尊嚴,反過來說,只要能得到他人的「愛」(肯定),能夠藉此確立生存的價值。
 




人希望自己獨一無二,才能受人關注,才感到自己存在不是虛幻的。但是,現代社會是由自我與他者構成的。這種共在關係使人們活在彼此認同的對比中;而真正的我是甚麼,並沒有機會去發掘。一旦人特立獨行,受盡關注時,就怕自己被當成異端,結果只能惟惟諾諾,人云亦云,力求合乎社會的規範。沙特說「他人即地獄」就是指當我被他人注視時,自我就不再是「我」了,而是成為了「他人眼中的我」。人們不得不壓抑自己,猜度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直惶惶不可終日。現代社會的人將自己化在潮流中,「我」不再是具體的、獨一無二的。「我」只是一個不斷游離的份子,透過他人的導向,暫時認同身份。這種獨行與潮流的拉扯就令人不斷痛苦、焦慮。
 
工業革命影響了社會階段的流動性。以往劃分貴族和平民的社會被工業社會取代,貴族制度也不再存在,社會容許自由職業。於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年代,人們可以按能力各展所長,原本封閉的社會階層變成了流動不息的制度。人們可以站在相近的起跑線上,這樣每個人都有機會發展自己的能力,最終通過競爭的人,不論身份地位,都能向社會高層進發,打破以往的硬性階級。
 
但是,精英主義是一個「比較」的遊戲,也帶來兩種「新身份」。通過競爭的人被社會標榜為「成功人士」,但同時,在競爭中失敗的人不斷增加,這些「失敗者」被貼上「平凡」、甚至「能力不足」的標籤,其自我形象變得負面。
 
而且,精英主義中的競爭實在是沒有「通過」一說,因為人生中每一刻的「比較」都是競爭的一環。「成功者」知道自己的一次成功不代表永恆,所以終日談「自我增值」,惟恐追不上社會的步伐;還未通過競爭的人們不斷在焦慮中生存,惟恐自己成為「失敗者」,在社會上成為沒有身份地位的人;「失敗者」易被其他人的言語干擾。他們可能有所付出,但卻一無所獲。前路茫茫,他們又難承失敗,便很容易產生「不願有我」的絕望感。
 
可見,現代社會的精英主義制度只是令所有人都為了得到「成功者」、逃離「失敗者」的身份而無所不用其極,甚至為求結果的成功而不擇手段。這樣的現代人心思從來沒有停下來的一剎那,又如何能不感到焦慮。當然,人們也就很難得到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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