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 第二十七章 倒劉鄧林彪暫得勢 生嫌隙領袖欲廢儲
1959至1961這三年在中國現代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在這三年中，中國的國民經濟幾乎崩潰，大約有五千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死於饑餓。為了糾正多年來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澤東在北京親自主持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
事隔14天，毛澤東不在北京時，劉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會上陳雲就當時國家的財政經濟狀況和渡過困境的辦法作了長篇講話，並對“七千人大會”的一些觀點和決策進行了大膽修正。陳雲的講話，引起全場瘋狂地鼓掌！而在“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曾經要求陳雲在大會上發言，當時陳雲稱自己尚未調查好，拒絕發言。
這兩次大會讓毛澤東認識到，黨內有大批人總想清算他試圖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時犯下的錯誤，支持劉少奇通過發展個體經濟來復蘇國民經濟的主張。從1962至1965年，中國的經濟工作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持下國民經濟迅速恢復，他們在黨內的威信也越來越髙，實際上已經超過毛澤東。1964年以後，毛澤東一些批評劉鄧經濟政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文章已經受到封鎖，無法在北京發表。毛澤東感到自己絕對權威的地位岌岌可危，自己已經不可能像打倒彭德懷那樣從黨內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所以他決定要採用非同尋常的手段，利用他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發動黨外的群眾去打倒他們。
本來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要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奪回統治國家的最高權力，以便自己可以再次帶領中國走向共產主義。可是，史無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發動不久，就使中國陷入史無前例的全國動亂：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各行各業都放棄本職工作跑去“革命”；在動亂的高峰時期，全國各地互相對立的兩派都拿起武器，將另一派視作當年侵略中國的外族一樣，必欲將其消滅而後快。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因武鬥而死去的人超過一千萬！
本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形勢發展的預期。可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而刻意放任“紅衛兵”無法無天所造成的全國性動亂，發展成為各地大大小小持續不斷的局部戰爭，已經超出了毛澤東原來的預期。周恩來告訴毛澤東，國民經濟再次瀕臨崩潰的邊緣！為了防止經濟崩潰，他幾乎已經耗盡了全部國庫的儲備。
為了迅速平定全國的動亂局勢，挽救即將崩潰的國民經濟，毛澤東發出“抓革命，促生產”和“複課鬧革命”的最高指示；並派出自己最信任的“八三四一”部隊對北京的重要單位進行“軍管”：軍隊進駐，收繳武器，結束兩派爭鬥，建立新秩序。通過軍管建立的新秩序就是，在每一個單位都建立起由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國防部長林彪也按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各地學習北京的經驗，將忠於自己的軍隊派到各個單位實行“軍管”。全國各單位很快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恢復正常的秩序。因此，除了上海控制在張春橋手裏之外，全國其他省市大部分由忠於林彪的軍隊控制。
由於林彪迅速穩定全國局勢的功勞，在1969年4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宣佈林彪是自己的接班人，並且將他的這一決定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於是，林彪成為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
由於全國大部分單位的第一把手都是軍人，全國各地參加九大的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和新當選的第九屆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人中，軍人都超過一半；在非軍人代表和委員中，也有不少人是轉業軍人；在國務院中，不少重要部委的部長是林彪派系的人；在軍事方面，林彪的權力更是絕對的，多數大軍區的司令員都是林彪的支持者。雖然毛澤東是中央軍委主席，可是，毛澤東在軍內的實際指揮權是否在林彪之上已經成為疑問。林彪的權力在全國各個部門都得到極度的擴張。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張春橋私下向毛澤東報告：“三結合”根本行不通，革命委員會其實是軍代表說了算，全國實際上處在林彪的軍事獨裁狀態！毛澤東對此並非不知情，可是，在一段時間裏，他任由林彪的聲望如日中天，而不予理會。其實，毛澤東的策略可以從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過程可見端倪：在經濟瀕臨崩潰時，他將權力交出去；待劉、鄧將經濟恢復到一定程度，他再通過耍弄政治手段將對手置於死地，把統治權奪回來。這次，他採取同樣的策略。他放任林彪的權力擴張是讓他去平定動亂，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全國形勢穩定，國民經濟復蘇後，毛澤東開始考慮如何把林彪手中掌握的軍政大權奪回來。
林彪知道毛澤東高高在上，對全國形勢只能通過聽彙報來瞭解。而下面的人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都習慣於報喜不報憂，這使得毛澤東光靠聽彙報瞭解到的情況與實際情況會有極大的差別。林彪覺得只有讓毛澤東瞭解真實的情況，毛澤東才會同意自己準備採取的一些針對性措施。
1970年3月2日，林彪在向毛澤東彙報時重點談了全國各地的亂象。他認為各地的領導人在向上面彙報時報喜不報憂，在規劃未來的工作時講大話，放空炮，使上面的人瞭解不到真實情況。他的結論是，當前全國各地的形勢都不容樂觀，他向毛澤東建議，文化大革命應該儘快結束。就在林彪這次彙報後，毛澤東向他的衛士長張耀祠說：
“我的親密戰友給我上了課，說文化大革命應該結束，現在各地形勢都不好，都在放空炮…。我還抓不准這個親密戰友在想什麼？”
林彪這次彙報，與毛澤東自己對當時全國形勢的判斷南轅北轍，因此觸動了毛澤東最敏感的神經，徹底改變了毛澤東對林彪的看法。他開始擔心自己百年之後林彪會負面評價“文化大革命”和自己，而不會堅持自己制定的政治路線，就像蘇聯的赫魯雪夫在斯大林死後所做的一樣。這加速了毛澤東通過打倒林彪來向林彪奪回權力的過程。
毛澤東開始在一定的範圍內造輿論，讓一些政府和軍隊的高級官員知道自己對林彪的態度已經改變，自己不再將林彪當成自己的“副統帥”；他還經常繞過國防部的正常管道安排接見全國各大軍區的正、副司令員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在跟其他高級領導人談到林彪時，他不再像往常那樣稱為“林彪同志”，而是稱為“那個副統帥”。
以往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有頻繁的餐聚和會面，這時，他們的會面已經大大減少。毛澤東自己的說法是由於身體健康的理由，醫生建議他減少工作量；他自己也希望多一些時間獨自研究問題、多看一些書。但是林彪知道，毛澤東還是和過去一樣活躍，他經常和親信一起開會，交換情報，操控國家的局勢。
1969年底和1970年中，毛澤東分別收到來自北京三零一醫院和軍醫學院關於林彪健康情況的體檢報告。這兩家醫院都屬於軍方，由黃永勝領導的總參謀部管理。報告說林彪雖然在過去的戰爭中多次負傷，但是他的身體健康並未受到影響。他身體重要器官的功能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年輕大約二十五歲，預計林彪可以活到一百歲左右。毛澤東懷疑報告的真實性，認為這兩份體檢報告一定是有人授意炮製的。他對炮製這樣兩份體檢報告的動機感到十分不安，他懷疑報告一定隱瞞了什麼重要的事實。
為了搞清楚林彪身體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要求周恩來組織衛生部可靠的醫生對林彪的身體進行徹底的檢查。為了不引起林彪的懷疑，周恩來組織了一次專門為中國高級領導人進行的健康普查。這次檢查的結果證實了毛澤東的懷疑：林彪的身體的確很糟糕，很可能會死在毛澤東之前。
根據衛生部醫生的體檢報告，林彪身患多種嚴重疾病：他的內分泌系統失調，導致心智能力退化；動脈出現明顯硬化；腎臟和胰髒都有慢性炎症，導致尿路感染，排尿不適；腰部骨髓出現異常病變，可能會向上下兩個方向蔓延，預後有癱瘓的可能。醫生建議他最好每天工作不超過三小時。
本來，林彪的健康問題可以成為毛澤東和平取消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合理藉口，可是毛澤東卻不願意這樣做。他準備像對付劉少奇一樣，先將林彪推到自己的對立面，讓全國人民知道他毛澤東已經不再認為林彪是自己的“親密戰友”，然後再用政治手段將他打倒。這是毛澤東慣用的立威手段。他打倒一個位高權重的高級領導人，不僅僅是為了將他們掌握的權力奪回來，還希望通過自己冷酷專橫的處理手法，對其他同樣位高權重的高級領導人起殺雞儆猴的震懾作用。
毛澤東曾經揚言，自己對付手握重兵的軍方將領，唯一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對自己俯首貼耳，唯唯諾諾，惟命是從。絕不能讓他們有背叛自己的機會。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處理彭德懷時，就是這樣：
1958年的“大躍進”，唯心主義思潮氾濫，“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就是這種思潮的代表。由於“大躍進”被極左狂熱所支配，大家都因為害怕被批評“右傾”導致浮誇風盛行。全國糧食減產，卻都向上級報告成特大豐收，使中央誤認為糧食問題已經解決。1959年廬山會議時，“左”的傾向急待糾正，否則可能會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本來毛澤東自己也準備反“左”，所有參加會議的高級領導人也都清楚地知道1958年的政策過“左”了，已經使國民經濟發展嚴重失衡，應該在這次會議上得到糾正。
可是，當彭德懷在開會前給毛澤東上書，婉轉地指出中央犯了“左”的錯誤時，卻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首先想到的不是彭德懷的意見是不是事實，而是如果自己接受了彭德懷的說法，將給彭德懷聯合其他領導人追究自己責任的機會。於是，原來準備反“左”的會議變成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大會，“左”的政策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因為批“右”變得更“左”。
為了使自己在攤牌中占上風，毛澤東蠻橫無理地威脅彭德懷：
“你獨裁，不如我獨裁；人民解放軍跟你走，我就上山打遊擊!”
毛澤東的專橫態度，迫使所有高級領導人在毛澤東和彭德懷兩人當中只能選擇支持一個。絕大多數高級領導人選擇了站在毛澤東這一邊，按照毛澤東定的調，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連朱德那樣德高望重、從來都是與人為善的老帥都違心批判彭德懷，並做他的工作，要他為黨的利益承認錯誤。彭德懷也在極大的壓力下被迫承認毛澤東強加在他頭上的全部罪名。全國原來已經十分嚴重的“左”的政策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更嚴重。
可是，經濟發展有自己的規律，接下來1959至1961年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是廬山會議批“右”帶來的“人禍”！當時，中國的國民經濟實際上已經崩潰，全國生產的糧食養不活自己的人民，在全國人民都吃不飽飯的情況下，仍然有三千多萬人在這三年中被活活餓死。毛澤東被迫將國家的最高權力移交給劉少奇和鄧小平，聽任他們用與毛澤東路線背道而馳的方法去收拾殘局，自己則退居二線。而這也埋下了毛澤東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手段將劉少奇和鄧小平打倒的禍因。
1965年，毛澤東在將建設西南大三線的重任交托給彭德懷時被迫向彭德懷承認：
“真理也許在你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