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莫義華剛開始替軍方情報部門工作時,軍情二部通知了公安部,並且要求他們給予配合。蘇聯大使館通知莫義華進入“冬眠”期時,“文化大革命”尚未開始。“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和軍方情報部門都受到極大的衝擊,組織結構和人事佈局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來熟悉莫義華的幹部有的被監禁,有的被調走,有的被迫退休,還有的被整死。現在公安部的安全人員中已經沒有認識他的人。
       1971年時,公安部由謝富治任部長。謝富治自己很多精力都花在參與上層領導人的政治鬥爭上,對部裏繁瑣的具體事務沒有興趣,因此,公安部的日常工作都交由副部長李震負責。李震在調到公安部前原任瀋陽軍區副政委,是林彪把他從瀋陽調到北京。在別人的眼裏他是林彪的人,他自己也對林彪心存感激。
       本來,林彪可以要求李震不要管莫義華的活動和他跟蘇聯的接觸,可是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在安排尼克松來中國訪問,由於時機太過敏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就沒有讓李震知道。由於蘇聯大使館是公安部安全人員監視的重點,莫義華多次秘密接觸蘇方人員,很快引起了他們的高度重視。公安部懷疑莫義華是蘇聯間諜,於是對他進行跟蹤和調查。
       一天,公安部的安全人員跟蹤莫義華來到國務院招待所,看見他和一個身穿便裝的中年男子一同吃飯。吃完飯,中年男子走出招待所,上了一輛掛著北京軍方車牌的小汽車。安全人員跟著那輛車子一直到了東官房胡同,看著它轉彎進入軍事禁區,穿過警衛森嚴的國防部大院,最後停在總參謀部所在的大樓前。
       根據跟蹤和調查得到的資料,公安部反間諜小組寫了一份詳細報告。這份報告陳述了對莫義華跟蹤的過程,跟莫義華秘密接觸的蘇方人員和中方人員,和對這些人背景調查的結果;根據調查的結果,安全人員進行了分析,認為莫義華是在跟蘇聯情報人員進行秘密談判。派遣莫義華的是總參軍情二部。報告最後說,根據情報工作的領導關係,軍情二部派遣莫義華秘密和蘇方人員接觸應該事先得到公安部有關部門的核准,否則就是非法間諜活動,後果嚴重的可以判死刑。
       這份報告於1971824日送到李震的辦公桌上。即使像李震這樣經驗豐富的公安幹部也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報告。這份報告出現的時機使李震認為,莫義華的秘密活動可能會導致極其嚴重的政治後果!
 
       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後,美國向蘇聯表態堅決站在中國一邊,使中國避免了一場來自蘇聯的核打擊。此後,尼克松多次通過外交管道向中國表示有興趣訪問中國。中國收到來自美國的資訊,於1970年邀請曾經訪問過延安,在延安和毛澤東談過話,後來撰寫《西行漫記》向全世界介紹中國紅軍的美國作家斯諾在國慶日登上天安門觀禮,併發表斯諾和毛澤東並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大幅照片;19714月,毛澤東主動邀請到日本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代表隊訪問中國;19717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後,中美同時發表公告,宣佈尼克松將於19725月前訪問中國。
       就在毛澤東緊鑼密鼓準備迎接美國總統來中國訪問,中美關係即將取得歷史性突破的關鍵時刻,總參謀部卻同時在秘密與蘇聯接觸。雖然李震不知道軍方接觸蘇聯的目的,可是,他很清楚,中國軍方與蘇聯的秘密接觸很可能會使中美最近一年多來改善兩國關係的外交努力付之東流!
       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前的幾個月,李震受命負責研究和落實秘密訪問的安全保衛措施。他知道毛澤東和周恩來把美國總統來訪看成當前政治上的頭等大事,任何可能破壞中美關係的事情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法容忍的。




       李震自己作了調查,證實毛澤東不知道軍方秘密接觸蘇聯這件事,可是他無法證實林彪是否知道。根據邏輯分析:如果總參謀部參與這件事,總參謀長肯定知道;總參謀長黃永勝是林彪的第一號親信,所以,林彪不可能跟這件事沒有關係。李震因此得出自己的結論,在毛澤東向美國人陪笑臉的時候,林彪卻故意向蘇聯人伸手。如果莫義華跟蘇聯人的秘密接觸讓毛澤東發現,毛澤東肯定會被氣得暴跳如雷。
       對李震來說,這份報告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按照常規,他應該立刻報告毛澤東,可是,他不可能跳過謝富治直接報告毛澤東。報告送到謝富治手上,謝富治肯定立刻交給毛澤東,這樣謝富治就立了大功,他絕不會把功勞歸於李震或者反間諜小組的人員。李震不想給林彪和黃永勝惹麻煩,讓謝富治從中獲利。畢竟,李震也認為自己是林彪的人。
       如果李震不想報告毛澤東,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將報告送到黃永勝那裏,提醒他小心。可是這樣一來,自己就與林彪和黃永勝坐上了同一條船,變成了他們的同夥。而李震認為,萬一出一點偏差,這艘船遲早會沉沒!他不想去冒這個險。
       思前想後,李震決定立即中止這項調查,將報告封存,不再繼續追查莫義華秘密接觸蘇聯人的目的和後臺,而任由莫義華去活動。然後自己佯裝對這件事完全不知情。只有這樣自己才能完全避免牽涉到事件中。
 
       李震將參加調查的反間諜小組成員一個個叫到辦公室,以參加“非法活動”的罪名將他們逮捕,關進監獄。在“文化大革命”中,李震根據謝富治的命令曾經在公安部逮捕過上千人。這些人被指控“裏通外國”,可是絕大部分案子最後都永遠懸在那裏,不會結案。所以,處理這幾個人對他來說是駕輕就熟,而公安部的其他人對自己的同事突然被關進監獄也可以說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李震處理完幾個知情者,再將他們關於莫義華的調查報告束之高閣,以為這樣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誰知,反間諜小組的五個成員中,有一個在被逮捕後心中非常不服。他在獄中將對莫義華調查的全過程詳詳細細的寫成書面材料進行申訴,證明自己對黨忠誠、並未進行非法活動。他的這份材料還沒送到李震手中,就被李震的副手于桑截了下來。
       于桑是“文化大革命”前公安部十三個副部長中碩果僅存的幾個副部長之一,周恩來總理稱讚他的工作態度勤勉有加。“文化大革命”中他之所以未被打倒,就是因為一直得到周恩來的保護,所以他一直希望有機會報答周恩來對自己的照顧。
       于桑看了反間諜小組成員在獄中寫的申訴材料,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他看到李震對事件的處理手法,分明是想將事件壓下,當成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他對李震的做法感到震驚,他不能理解李震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是,他很清楚,這份申訴材料不能再交到李震手上。
       于桑把材料複製了兩份,同時上報謝富治和周恩來。很快,他就從周恩來那裏得到了回音。周恩來派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楊德中到人民大會堂和于桑會面。于桑十分尊敬楊德中,他知道楊德中對周恩來非常忠心,周恩來對楊德中也非常信任。




       楊德中跟于桑會面的時間很短。會面中,楊德中告訴于桑:總理非常感謝他,事態已經完全在總理的控制之下;事情一定要嚴格保密,除了謝部長和于桑本人,不能再讓其他人知道。會面後,于桑感到非常高興:自己總算可以對總理給予自己的照顧有所回報。他相信,事情到了總理手中,一定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周恩來和謝富治商量後,決定繞過公安部由國務院的安全人員對莫義華事件重啟調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周恩來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他本人有豐富的秘密工作經驗,他領導著一大批曾經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至今,這批人中仍有不少人在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工作,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秘密工作專家,其他部門的安全人員難以望其項背。
       調查任務交由國務院第五調查研究室六四六小組執行。這是一群專門從事秘密工作的人,很少人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直接聽命於周恩來的秘書楊德中。周恩來命令他們將調查的範圍從軍情二部擴大到整個總參謀部和“三座門”中央軍委。授權他們可以動用一切手段,使用最先進的儀器進行偵查。
       幾天之後,他們已經基本上查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們可以肯定,是軍方高層企圖和蘇聯做朋友。可是,中國政府高層的領導人都知道,只要毛澤東在,中國就不可能和蘇聯成為朋友!特別是,1969年珍寶島邊境衝突發生後,蘇聯曾經打算用自己先進的核導彈摧毀中國的初級核設施。
       通過簡單的推理就可以判斷,軍方準備採取行動對付毛澤東。因為,只有除掉毛澤東,中國才可能和蘇聯做朋友。可是,軍方準備怎麼對付毛澤東?什麼時候動手?這才是周恩來最關注的問題。毛澤東現在正在南方巡視,林彪是法定的第二號人物,手中握有軍權,地位在周恩來之上,周恩來知道,沒有毛澤東自己決不是林彪的對手。毛澤東不在北京,林彪在北京就可以唯所欲為,沒人可以節制他。
       可是,周恩來十分瞭解毛澤東。毛澤東既自信,又固執,習慣於自己一個人說了算,喜歡通過操弄權術來統治國家,將政治對手玩弄於股掌之間。“文化大革命”進行到現在,他的地位如日中天,沒有確實的證據,他根本不會相信有人敢挑戰他。所以,周恩來調查莫義華事件的目的不是要對付林彪,而是要獲得軍方要對付毛澤東的確實證據。說服毛澤東提早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