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環碼頭: 第七章 立基

接任東義和的話事人之後，黃勝在上環碼頭的威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他沒有因此而鬆懈，反而更加忙碌了。

每天清晨，天還未亮，他就出現在碼頭上。他會沿著海旁走一圈，從干諾道西走到德輔道西，逐一查看每個泊位的情況——哪艘船正在卸貨、哪個貨倉需要人手、哪個兄弟請了病假。他那雙粗糙的手仍然會去摸每一包從船上卸下的白米，就像當年他還是咕喱時一樣。兄弟們都說，勝哥雖然做了話事人，但從來沒有離開過碼頭。

「你日日早出晚歸，忙緊咩？」強仔忍不住問。他現在是東義和的管事，負責日常帳目和兄弟調度，但黃勝做的事情，遠比他多。

黃勝沒有立刻回答。他正在一張紙上畫著什麼——這些年來，他的字愈寫愈好。

「我想開一間武館。」他終於說，放下毛筆。





「武館？」強仔愣了一下。「我哋已經有咗規矩，碼頭上嘅打鬥都少咗好多啦。」

「唔係為咗打交。」黃勝站起來，走到窗前，望著外面那片碼頭。苦力們正三三兩兩地收工，有些人托著工具往咕喱館走，有些人則走向太平山街的大排檔。

「碼頭上面，雖然而家打鬥少咗，但唔代表永遠都唔會有衝突。其他人唔會永遠唔爭地盤。我哋嘅東莞兄弟要打得，先至可以企得穩。」

他轉過身，看著強仔。

「而且，你睇下班鄉里。放咗工之後冇嘢做，成日去飲酒賭錢。有啲人賭到連第二日開工都冇力。有啲人飲醉酒同人打交，惹是生非。」他頓了一下。「有個地方俾佢哋練下拳腳，一來強身健體，二來有咩事可以保護自己同保護兄弟，三來唔使終日流連街頭。你話，係咪好事？」





強仔點了點頭。他知道黃勝說的是事實。這些年來，雖然碼頭上大規模的械鬥少了，但年輕一代的咕喱在街上醉酒鬧事的情況卻愈來愈多。他們沒有經歷過早年那些腥風血雨，不知道拳頭不是用來逞強，而是用來保命的。

「但係開武館要錢。」強仔說。

「我有。」黃勝翻開帳簿，指著其中一行數字。「呢度，係東義和今年嘅盈餘。我一直留起冇分，就係等有一日可以用喺值得用嘅地方。」

武館開在上環一間舊唐樓的一樓。那棟唐樓位於太平山街的一條橫巷裡，離咕喱館不遠，方便兄弟們放工後過來。地方不算大，只能容納二、三十人同時練功，但黃勝說：「夠啦。細有細嘅好處，人少啲，師傅可以逐個執姿勢。」

他託人請來了一個佛山師傅。那師傅姓譚，年過五十，身材瘦削但筋骨硬朗，一雙手佈滿了老繭，據說年輕時在佛山武館教過十幾年功夫。譚師傅專門教授洪拳和蔡李佛——兩種在碼頭苦力中最流行的拳法。洪拳剛猛有力，適合短距離搏擊；蔡李佛則講究靈活多變，適合在狹窄的環境中自衛。





開館那天，黃勝親自上去打了第一套拳。

他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托米的咕喱了。多年的碼頭生涯讓他的肩膀變得更寬、手臂變得更粗，但那雙佈滿老繭的手揮舞起來，仍然虎虎生風。他的動作不如譚師傅那樣瀟灑利落，但每一拳都帶著一種從底層打拚上來的狠勁，讓在場的兄弟們看得目不轉睛。

兄弟們圍在四周——有些是東義和的骨幹，有些是剛加入不久的年輕咕喱——看著這個從碼頭底層打拚上來的話事人，眼神中充滿了敬佩。

「各位兄弟，」黃勝打完拳之後，站在武館中央，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呢度以後就係大家練功嘅地方。唔使錢，只要係東義和嘅人就可以嚟。」

他環顧四周，目光在每一個年輕兄弟的臉上停留。

「我唔係要你哋學功夫去打人，係想你哋學功夫去強身健體、保護自己、保護兄弟、保護我哋嘅碼頭。記住——拳頭，係最後嘅手段。能夠傾掂數嘅，唔好打。但係如果要打，就要贏。」

從那天起，武館每晚都燈火通明。

年輕的咕喱們放工之後，不再去太平山街的大排檔和賭檔，而是湧向那間狹小的武館。他們赤著上身，在油燈下打拳踢腿，汗水在昏黃的光線中閃閃發亮。譚師傅會逐一糾正他們的姿勢，黃勝也會不時出現，親自下場跟年輕人過幾招。





這些年輕人的體格愈來愈強壯，紀律性也愈來愈好。以前他們在街上遇到衝突，只會憑著一股蠻勁亂打一通，現在他們懂得控制力度、懂得判斷形勢、懂得在什麼時候出手、什麼時候收手。

潮州幫的人在碼頭上看到東莞苦力那愈來愈結實的肌肉和整齊劃一的行動，都暗暗忌憚了幾分。有些潮州苦力甚至私下議論：「東莞佬而家唔同晒啦，個個都識功夫，點夠佢哋打？」

但黃勝要的，不是讓他們去打贏潮州人。他要的，是讓他的兄弟在面對任何威脅時，都有能力保護自己。

武館開張之後沒多久，黃勝又開始了另一個計劃。

那是一個下雨的午後，黃勝和強仔在會館裡核對帳目。窗外雨勢不小，雨水打在石板街上，濺起一片水花。黃勝翻著帳簿，忽然停了下來。

「強仔，你記唔記得阿廣？」

「阿廣？」強仔想了想。「哦，嗰個俾貨物砸穿頭嘅阿廣？佢而家好好呀，仲喺碼頭做緊嘢。」





「佢嗰次如果唔係送咗去醫院，而係自己死捱，你估佢會點？」

強仔沉默了。答案很明顯——如果沒有及時醫治，阿廣很可能會因為失血過多或傷口感染而死。在碼頭上，這樣的事情發生過無數次。很多苦力受了傷，不捨得花錢看醫生，自己用布包紮一下就繼續開工，結果傷口發炎，小病變成大病，最後連命都保不住。

「我想開一間醫館。」黃勝說。

強仔瞪大了眼睛。「你癲咗呀？醫館？你知唔知開一間醫館要幾多錢？租舖、買藥、請大夫......」

「我知。」黃勝平靜地說，手中翻閱著那本愈來愈厚的帳簿。

「呢幾年碼頭嘅生意穩定，東義和嘅基金有盈餘。我儲咗少少錢。但係唔夠。我要去搵人幫手。」

他說的「人」，是香港的東莞籍富商。

那些富商涵蓋各行各業——有在文咸西街經營南北行藥材生意的參茸藥商，他們從東莞和內地各省運來藥材，經香港轉口至南洋；有在德輔道西做海味批發的老字號東主，店舖裡堆滿了從日本和東南亞進口的鮑魚、海參和花膠。還有幾個經營當押業和銀號的商人——他們大多來自東莞石龍和莞城一帶，憑藉宗族資本和鄉黨擔保，在香港的典當業中佔有一席之地。航運業也有東莞人的身影——有些商人早年購置船隻，經營來往香港、廣州和東莞太平鎮的定期班輪，積累了可觀的資本。此外還有經營爆竹出口的商人，他們將東莞石龍和莞城生產的爆竹煙花經香港銷往海外，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這些商人雖然未必看得起碼頭上的咕喱——在他們眼中，苦力是粗人、是底層、是不體面——但他們都聽過黃勝這個名字。這個從東莞赤手空拳打拚上來的男人，已經成為了上環碼頭上最有威望的東莞人。他們可以不尊重一個咕喱，但他們不能不尊重一個能夠號令數百人的話事人。

黃勝換上一套整齊的唐裝，帶著強仔，親自上門拜訪了幾位最有名望的東莞商人。

他首先去了文咸西街，拜訪一位姓何的藥材商人。何老闆是東莞莞城人，在香港經營藥材生意超過三十年，是南北行商會的核心人物。他的客廳寬敞明亮，牆上掛著一幅山水畫，桌上擺著一套精緻的紫砂茶具。

「各位叔伯，」黃勝坐在客廳裡，語氣誠懇，完全不像碼頭上那個說話鏗鏘有力的「勝哥」，而更像一個來向長輩請教的晚輩，「我哋東莞人喺香港，個個都係捱出嚟嘅。各位老闆係咁，我哋碼頭上嘅兄弟都係咁。每日托米托到肩膀流血，有咩頭暈身㷫，冇錢睇醫生，只可以自己死捱。有好多人捱捱下就冇咗。」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在座每一位富商的臉。

「我唔係要各位出好多錢。我只係想大家一人出一啲，一齊開一間醫館，俾我哋東莞嘅鄉里睇病。呢間醫館唔係為咗幫我黃勝，係為咗幫所有東莞人。各位嘅夥計有病，都可以嚟睇。」

客廳裡沉默了一會。有幾位商人互相交換了眼神，有些人在猶豫，有些人在觀望。





何老闆看著黃勝，沉思片刻，忽然笑了。

「勝哥，我聽過你個大名好耐。」他放下茶杯。「你喺碼頭上嘅事，我哋都有聽聞。你肯為鄉里出頭，我佩服。好多年前，你哋東義和嘅鍾海哥都嚟過搵我，話要成立一個互助組織。嗰陣時我仲年輕，覺得佢哋搞唔長。而家十幾年過去咗，你哋唔只搞長咗，仲愈搞愈好。」

他站起來，走到書桌前，拿起毛筆，在一張銀票上寫下了一個數字。

「醫館嘅事，我出一千元。」

有了何老闆帶頭，其他東莞商人也紛紛解囊。有些出一百，有些出二百，有些出五百。每一筆捐款，黃勝都叫強仔仔細記錄下來，然後親自在帳簿上寫上捐款人的名字和金額——他的字雖然歪歪扭扭，但每一筆都寫得很認真。

不到一個月，黃勝竟然籌到了足夠開設一間小型醫館的資金。

醫館設在上環太平山街，離咕喱館和武館都不遠，方便碼頭工人就診。那是一間兩層高的舊唐樓，地下是診症室和藥房，樓上是大夫的住所。門口掛著一塊木匾，上面寫著「東義和醫館」五個字——那是黃勝親手寫的，每一筆都寫得很用力。

黃勝請來了一位老中醫坐診。那老中醫姓張，行醫數十年，專治跌打損傷和內傷——正是碼頭工人最常見的職業病。張大夫的診金低廉，東莞鄉里只收半價，其餘由東義和的基金補貼。如果遇到特別困難的兄弟，診金藥費可以全免。

醫館開張那天，幾十個碼頭工人擠在門口看熱鬧。有人說：「以後唔使驚病啦。」有人說：「勝哥真係好嘢。」

黃勝站在醫館門前，對眾人說：「各位鄉里，呢度以後就係大家嘅地方。有病就嚟睇，唔好死捱。我哋東莞人喺香港，要互相扶持。」

人群中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那掌聲在太平山街的狹窄街道上迴盪，傳得很遠很遠。

強仔站在一旁，看著黃勝，忽然覺得這個當年替他擋鐵鉤的少年，真的長大了。不是年紀上的長大——黃勝今年已經將近四十，鬢邊開始有了白髮。而是那種從內而外的成熟，那種願意為更多人的福祉去奔走、去低頭、去請求別人幫助的胸襟。

醫館開張之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事，讓黃勝下定了另一個決心。
一個在碼頭上做了二十年的老咕喱，姓袁，東莞常平人，因為長期托重物導致肺癆，在咕喱館的床上躺了三個月之後，在一個冬夜裡無聲無息地過身了。他沒有家人在香港，只有幾個同鄉兄弟幫忙料理後事。東義和的基金支付了簡單的殮葬費——一副薄棺、一塊墳地。但一副石碑的價錢實在太貴，兄弟們商量過後，決定先用一塊木板代替，待日後籌到錢、或者基金更加充裕時，再換回正式的石碑。

黃勝趕到墳場時，看到的只是一個簡陋的土墳。墳前沒有石碑，只有一塊插在土裡的木板，上面寫著「袁 XX 之墓」。

黃勝站在那個簡陋的土墳前，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剛到碼頭的時候。那時候他什麼都不懂，托米托到肩膀流血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就是這個老袁，教他怎樣用腰力而不是死力，教他怎樣把白布巾墊在肩上減輕摩擦，教他怎樣在收工之後用鹽水洗傷口防止發炎。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這個城市裡，連落葉歸根的機會都沒有。

「佢鄉下仲有冇人？」黃勝問。

「有個大佬，仲喺常平。」有人回答。

「有冇辦法聯絡到佢？」

「可以試下。」

「咁我要宣佈一件事。」黃勝轉過身，對強仔和幾個骨幹兄弟說，聲音有些沙啞。「我哋要成立一個『運柩回鄉基金』。任何東莞兄弟過身，如果佢鄉下仲有親人，想運返去安葬嘅，東義和出錢。我唔可以再見到任何一個兄弟死咗之後，連返鄉下嘅路都冇。」

「唔可以咁樣。」他喃喃自語，拳頭緊緊握著，指節發白。

於是，他再一次召集了那些東莞富商。

這一次，他的請求更加直接：「我哋要成立一個『運柩回鄉基金』。有東莞兄弟過身，如果冇錢運返鄉下安葬，呢個基金就出錢。」

「落葉歸根，係每個人最基本嘅願望。」他站在何老闆的客廳裡，語氣平靜但有力。「我哋喺香港搵食，條根喺東莞。我哋唔可以俾兄弟死咗都冇一個歸宿。」

這一次，捐款的人比上次更多。

有些商人甚至主動提出，願意長期資助這個基金，每年定額捐款。因為在他們看來，黃勝不只是在做善事——他是在為所有東莞人建立一個互幫互助的網絡，讓這座冷漠的城市多了一層鄉里的溫暖。而且，這對他們自己的生意也有好處：一個有組織、有紀律、懂得互相扶持的東莞人社群，在任何地方都會更有力量。

短短一個月，運柩回鄉基金就籌到了足夠運送二十副棺木回鄉的資金。黃勝親自管理這筆錢，每一筆收支都清清楚楚地記在帳簿上，每個月公開一次，讓所有捐款人和兄弟都可以查閱。

從武館到醫館，再到運柩回鄉基金，黃勝用了將近五年的時間，一步一步地把東義和從一個單純的碼頭工人堂口，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社群互助組織。

武館讓兄弟強身健體、學會自保。

醫館讓生病的兄弟有地方醫治，不再需要自己死捱。

運柩回鄉基金讓過身的兄弟能夠落葉歸根，回到那片出生的土地。

他的威望不再僅僅來自於拳頭和地盤，更來自於他對鄉里兄弟的關顧。碼頭上的人開始說：「跟勝哥，唔會餓死；有病，有醫生睇；死咗，有人送你返鄉下。」這句話傳遍了整個上環，甚至傳到了其他碼頭。有些在其他碼頭工作的東莞苦力，因為羨慕東義和的待遇，寧願辭工來上環碼頭重新掛牌。

後來的歲月裡，每當有東莞苦力在碼頭上過身，都會有東義和的兄弟負責處理後事。他們會湊錢買棺木，安排人手把遺體運上返鄉的船。有些死者已經離開東莞幾十年，在碼頭上度過了大半生，但最終仍然能夠回到那片出生的土地，葬在父母的身旁。

有一年冬天，一個老咕喱臨終前對黃勝說：「勝哥，多謝你。我唔使驚死咗冇人理。」

黃勝握著他那雙枯瘦的手，沒有說話。他想起很多年前鍾海在東義和成立那晚說的話：「有病醫、死咗有人收屍。」那時候他只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但現在，他真正明白了這句話的重量。

一個涼爽的秋夜，黃勝坐在東義和會館的窗前，翻看著那本愈來愈厚的帳簿。

帳簿的第一頁，是他歪歪扭扭寫下的第一行字：「一八九七年夏。與潮州米業商會立約。」那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現在帳簿上密密麻麻地記錄著武館的開支、醫館的收支、運柩回鄉基金的捐款和使用情況。每一筆都清清楚楚，每一筆都有來處、有去處。

強仔坐在他對面，也在看帳簿。兩人已經這樣相對坐了十幾、二十年，從少年坐到中年。

「勝哥，」強仔忽然開口，「你記唔記得你嗰日同方老闆傾完之後，講咗一句話？」

「咩話？」

「『邊個搞我兄弟，我就搞邊個。』」

黃勝放下帳簿，望向窗外。維多利亞港的燈火在夜色中閃爍，像一片落入凡間的星空。

「我記得。」他說。「但係呢二十幾年，我明白咗一樣嘢。」

「咩嘢？」

「保護兄弟，唔係淨係打交。係要令佢哋有飯食、有屋住、有病醫、有尊嚴。係要令佢哋知道，就算有一日佢哋托唔郁米，都會有人照顧佢哋。」

他停了一下，手指輕輕敲了敲帳簿的封面。

「呢本帳簿，就係我嘅拳頭。」

強仔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黃勝。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咕喱館後間那盞昏暗的油燈下，鍾海對他說「你今日開始，係東義和嘅人」。那時候的黃勝，還是一個怯生生的少年。

而現在，這個少年已經長大了。

他不再需要親手托起每一包米，但他托起了更多——他托起了幾百個兄弟的生計、健康和尊嚴。

在東莞石排黃屋村，村裡的人每逢提起黃勝這個名字，都會說同一句話：
「勝叔發咗達，冇忘記我哋。」

這句話，比任何拳頭都更有力。

窗外，維多利亞港的潮水起起落落，像一個永恆的呼吸。碼頭上又有一艘運米船靠岸了，苦力們的呼喝聲從遠處傳來，穿過夜色，穿過這座城市的百年歲月。

黃勝吹熄油燈，在黑暗中坐了一會，然後起身，準備第二日清晨的碼頭巡視。

明天，還有新的兄弟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