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原创长篇小说《造化》: 第六章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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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运时把耳机子推到小木盒儿旁边儿接着说：“我大哥那人挺有才的，要不是文革，他准能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或是人民大学哲学系。就算退而求其次，他也能考入师范学院一类的大专院校，不管怎么说，凭着我大哥的能力，在高考上绝对不会名落孙山。根据他的才干和敬业精神，将来很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一流人物。他不但有学习物理和哲学的能力，也有发现和培养人才的本事。”周路平问：“是吗，他发现和培养谁了？”吴运时说：“他发现和培养我了呗。”周路平夸张的大笑起来：“就凭阁下您，我还真没看透。”吴运时说：“这有什么新鲜的，谁让您只有零点儿三的视力呢？”周路平说：“你哥去兵团都第三个年头儿了，此间咱们也经常聊天儿，特别是有好些时候咱们还是背着人单聊的，怎呢就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呀？”吴运时说：“以前甭管咱们怎么聊，都是你跟我耍贫，哪儿有机会说这个呀？”周路平说：“以前的事儿就别说了，今后我可要多多请教了。你哥凭什么把你当人才培养呀？”吴运时说：“我哥从文革开始不久，到他去兵团前的三年多时间里，经常给我念书、讲书。他给我念过的书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都是他偷着藏起来的书。比如，物理杂志，古代散文，两次世界大战的书和其他一些杂书等等。这些内容，他给我讲完了，我都能听懂，有些东西我还能记住。比如普朗克的量子概念常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常识；超导理论常识；司马迁、诸葛亮、大李杜、小李杜、苏轼、于谦、谭嗣同等一些人的部分诗歌散文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他给我讲过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还给我讲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方面的知识等内容。在古代散文方面，他给我讲过司马迁《史记》里的‘项羽本纪’等内容，也给我讲过《报任安书》。还讲过《古文观止》里的《前出师表》、《陈情表》、《阿房宫赋》、《前赤壁赋》等等。他还给我念过《红楼梦》。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知识方面，他给我念过一些描写战争过程的书籍，也讲过两次世界大战对后世的深刻影响等内容。他说：‘咱们国家古代一些人的文章和诗歌读了能让人修身养性、开智明心。’他还说：‘咱们国家民国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都是文理兼修的。比如：学理的知文；修文的识理。所以，这些人的科研想象力和科研能力在他们所掌握的文理学科的支撑下，不但大多都能超出其同代的一般专家和学者，而且他们的文学和其它艺术造诣也很广深。比如五六十年代，有一次咱们国家一个代表团出访。华罗庚在飞机上跟大家聊天儿时，给大家出了一副上联儿：“三强韩赵魏”，征求下联而。当时人们没能对出。后来华箩庚自己对出了下联儿：“九章勾股悬“。其中上联而里的“三强”和下联而里的“九章”就是同一架飞机上的科学家钱三强和赵九章。儿“《九章》”还是我国古代的一步数学书。“勾股悬”又是勾股定理知识。“韩赵魏”是我国古代三家分晋的三个国家，是历史知识。一副仅有十个字的小对联而，一下子就包含进这么多知识和人物，而且还很有情趣，若无文理双修之工和丰富的联想力与想象力，是绝无可能做出这么巧妙的对联儿的。由此可见一斑了吧。所以说，联想力与想象力是科研的翅膀，文学熏陶就是科研的羽毛了。翅膀是科研的必要条件，能让你飞翔的更高远；羽毛是科研的充分条件，会让你飞翔的更美。’他给我念书时，总是一边儿念，一边儿讲。有时也鼓励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就这样，他把我的学习由被动变成了主动，由单纯学习变成了共同研讨。一段时间下来，我们双方都觉得受益匪浅。他说：‘通过咱们这么长时间的学习，我觉得，你要是看得见的话，一定是个学物理或者学哲学的好苗子。我要尽我所能，一定要让你多学知识，多长能力。你一定要记住：你眼睛看不见，要想取得和一般人相同的成绩，必须要付出比一般人多出十倍、百倍甚至是千倍的努力。即使是这样，也未必就能保证你一定成功，所以你在学习上必须要持之以恒、多方动脑、强化能力、不断进取，万不可稍有松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有时候他看书看累了，我们就闲聊。比如：时间是无始无终的，空间是不是无边无际的呢？从发展的总趋势看，宇宙创造出人类，是否为了让宇宙向高智能、纯非生物性的结果过度？大宇宙的宏观世界和基本粒子的微观世界是否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有某些联系和相互作用？我们甚至还说到了宇宙深处，会不会有像人类这样的高等智能生物？整个儿宇宙最初是纯非生物世界，宇宙的最终结果是否会进化成高等智能性纯非生物世界呢？‘否定之否定’吗。凡此种种，无所不谈。每当我们畅游在物理和哲学的海洋里时，就让人茅塞顿开、心驰神往，常能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周路平问：“尽管你们俩的思路能毫无拘束的神思遐想，你们飞扬的思绪也能到达无线深广的程度，可是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呀？”吴运时说：“你可别小瞧了这个问题。你要是从一般的实用角度看，它现在也许没多大意义，但是你要从思维和哲学意义上看，它就有很大的意义了。至少它可以活跃大脑、开阔思路、加强联想力和丰富想象力。久而久之，可能还会因此儿使人形成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呢。比如由于思绪常在微观、宏观，时间、空间，科学、哲学等范围里飞扬，就会把人们的点式思维变成线式思维，又会把线式思维变成面式思维呢。从点式思维到面式思维，这可是个质的飞跃啊。我们俩管这叫智操，你说说，这意义还小吗？要我看，这个意义不但不小，从思维性质和哲学意义上说，你说它多大，它就有多大。只要人们能到达这一思维境界，又能科学的使用它，其作用就是难以估量的了。”
周路平问：“看来你跟你哥的思维能力还真不浅啊。你们想的这么无边无际，又是那么无始无终的，想过怎么发现宇宙间万法一条的事儿吗？”吴运时说：“我们都是什么人？最多也不过是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无知青年，仗着对大自然细枝末节上的皮毛一知半解，发些狂言妄语、坐而论道罢了，哪儿扯得到那么高深玄妙的事儿上去呀？古往今来的泱泱学人们，有多少先人，为了苦求这个万法中的一条，也不知花费了几多汗水、几多心血乃至几多生命了，可是到现在还是未闻有任何结果呢。我等无知之辈又何敢轻狂至此啊？句我所看，要想研究万法背后的这个一条，至少也要等到人们把万法研究的差不多时，才有可能感知到这个一条的端倪呢。要完成这个历史性过程，别的条件都不说，光是苦熬时间，就不知道需要耗费多少个漫长儿复杂的历史时期呢。就像一个人要把自己磨炼成大师级的人物一样，别的条件都不说，光拿熬时间这件事儿来说，如果不消耗掉人大半生的岁月是绝无可能的。由此看来，从历史时期的大尺度上说，现在说这个问题，岂不是遥不可及、痴人说梦吗？对一般的研究者来说，还甭说发现什么万法一条这样的宇宙大关键了，就是有朝一日机缘凑巧，能在万法的某一方面的研究中，做出了稍有价值的、相关一条的丝毫发现，那就很不得了了。”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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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路平说：“要是按照你的说法，咱们就是年寿百岁也甭想看到这个万法一条研究的丝毫影子了？”吴运时冷笑着说：“你要是能万寿无疆就能偿遂心愿了。”周路平也笑着说：“得了吧，我还是跟普通人一样吧。”吴运时说：“我哥跟我都认为：大自然或者说宇宙，在某些方面给咱们人类的物质条件非常超前，超前的都让人觉得在科研希望上遥遥无期、望而生畏。因此人类社会要是凑不够相关条件的话，要想短期内，在研究万法一条方面有什么突破的话，是绝无可能的。还甭说那么玄妙的问题了，就拿人的大脑来说吧，当今人类能让卫星上天，能让潜艇下海，可是对人大脑的研究又有多少多大成果呀？还别说大脑这个宇宙间最精密复杂的生物结构了，光是拿人的眼睛科研来说，不也是成绩平平吗。，人的眼睛结构非常复杂、巧妙、精密，现在任何先进的照相机也比不了人眼吧。拿咱们盲人说吧，咱们一九六五年入学时全校有二百多盲生，谁没在治疗眼疾上走过好些曲曲折折的弯路呀？结果还不是都在花了好些钱，费了挺大劲之后，仰天长叹一声，非常无奈的来到了咱们这八十三亩大地的北京市盲人学校吗！你说说，相比之下，这万法一条离咱们得有多远呀？依我看简直就是遥不可及。”周路平问：“你说的这些既动人又遗憾的看法也是你哥说的吗？”吴运时说：“要是什么都是我哥说的，他这些年在我身上下的功夫不就白费了吗？我还敢腆着脸在你这儿说我是我哥发现和培养出的人才呀？”周路平说：“行，吴运时，从你哥能把你这个在盲校只上过八九个月一年级文化课的半年级小盲生，培养成现在这样有较强学习能力、有一般的综合科学知识、有一定独立见解和初步研究能力的初级文化人身上，我就看出你哥有多棒了。看来你哥还真有两下子，不简单。”吴运时说：“那是了。每当我和我哥讨论出新思想与新见解时，我就会为自己有个好哥哥和我有副好脑子儿高兴不已。
“我哥在去兵团前夕跟我说过：‘通过咱们这么多年的学习，你现在的学习和研究能力比以前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了。凭着你现在具备的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研究事物的本领了。以前你学习的目的是以增加知识为主，今后你学习的目的就是要以提高能力为主了。知识什么时候都能学，可掌握和提高能力就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到、都能做好的了。所以这个问题就要从小抓、从早抓，过了一定的时间就晚了。因为人们对事物的敏感性、好奇心和关注度不可能永远像年轻时那样强烈。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掌握了一定的知识的前提下，要培养、提高、和强化研究能力。学习知识容易，掌握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很难了，不然在学生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成绩平平，甚至是高分儿低能的人呢？以前在学习上有我帮助你；今后就要全靠你自己了。好在你在这方面已经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了。一个人在研究问题时，会使用工具书；会使用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图书、文献；会做实际调查；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上升到深刻理论的程度，并且使之形成严密的系统，他就初步具备了成为学者的一般能力了。你就好自为之吧。’我哥从文革开始到他去兵团前夕，交会了我什么是学习？为什么要学习？怎样才能学习好？怎样才能学以致用等重要能力。可以说，我哥是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交会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本领。它可以让我终生受用不尽。每次想起这些，我都很感激我哥，同时我也为我有个好哥哥儿非常庆幸、自豪不已。
“可是事物都有两重性。每当我独处的时候，特别是我哥去兵团以后，我就会因为自己同时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双目失明的眼疾这对儿无法调和的尖锐矛盾，被折磨的倍觉孤独、倍觉痛苦、倍觉无望！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人会有残疾？为什么我的灵魂偏偏遇上我的残疾躯壳？为什么我会生在现在呀？！’对于盲人来说，失掉双眼还不算最痛苦的事儿，最痛苦的事儿就是：既双目失明，又爱学知识，这两把刀子把人的心简直都给搅碎了！唉！我这辈子算是白来人世了！本来就看不见，又赶上个什么都不让学的年头儿，活着还有什么出路？还有什么希望呀？！这不是成了活废物、活死人了吗！？”周路平说：“你瞧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刚才你的思绪还在漫无边际的宏观世界里任意驰骋呢，怎么转眼间就钻到牛角尖儿里去了？我本来是想说希望让你早点儿听上半导体收音机，谁知道说着说着你就拐到这上头来了。谁愿意像现在这样呀？既然没办法改变现实，咱们就要想办法积极适应它呗。再说又不是你一人儿这样，遇事还是想开些好，千万别死钻牛角尖儿。那样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你长期陷在无边的痛苦中无法自拔。长此以往，非得病不可，那可就不上算了。只要你以积极的态度用心做事，即使无所成绩，你也算没白白虚度时光。只要你以积极的态度用心做事而且小有成绩，你的人声就是有意义的了。古人有‘人生三不朽’之说，也就是：‘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你不妨在类似的问题上好好儿动动脑筋，就算不能立功、立德，你能静下心，踏踏实实的写几本对当代或后代有意义的书，做个立言者，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吧？‘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吗。倘若如此，说不定还真能走出一条适合你人生特点的道路呢。”听了周路平的这番话，吴运时身心一震，心想：“这小子肚子里还真有货呀，这么好的三句话，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看来还真有必要好好儿想想这几句话，说不定机缘凑巧，这几句话还真能成为我的人生指针呢！”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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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路平又说：“虽然你眼睛看不见，可是你有个好哥哥，能帮你学知识，能使你开阔眼界，能跟你研讨学问，能助你提高认知度和思维能力，这不也很好吗？这多少也算是老天对你的一点儿补偿吧。”吴运时说：“你这话出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可你要是从另外的角度想想：老天凭什么在给我一副好脑子的同时，又赏了我一双无光的废眼睛呢？这不是坑人吗！”周路平说：“那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角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吴运时打断了周路平的背诵说：“行了，你要没有新奇的玩意儿就歇会儿吧。”周路平说：“你想要新奇的，那就给你来点儿洋玩意儿吧。某国有个老太太，整天愁容满面、紧锁双眉。邻人问她：‘您老是这么不高兴，有什么难事儿吗？’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雨伞商，二女儿嫁给了洗染店老板。晴天的时候，我总担心大女儿家的雨伞卖不动；阴天的时候，我又担心二女儿家的洗染店晾不干衣裳。所以不管阴天还是晴天，我都未我两个女儿家发愁。’邻人说：‘您可以换一种方式想这件事儿。晴天的时候，您就想：今天真好呀！我二女儿家的洗染店的衣裳又可以很快晾干了。阴天的时候您就想：今天真好呀！我大女儿家的雨伞又可以卖出很多很多了。实际上，无论您是喜是忧，都和这两家的经营状况毫无任何关系。您这不是白白的自寻烦恼吗？’老太太一听，豁然开朗。从此，无论阴天还是晴天，老太太天天都是笑眯眯的了。”吴运时听了哈哈大笑着说：“周路平，你真行。从金往后，你就好好儿的练你这张巧嘴儿吧，等练到把死人都能说活了的份儿上，我吴某人甘愿拜你为师。”周路平笑着说：“那你就耐心等着吧。”
这时门一开，走进来三个人。周路平抬头一看，先进来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这人肩宽背后四方脸，浓眉大眼黑皮肤。手里提着一大捆行李。说起话来声如洪钟：“你们来的真早啊。”周路平忙迎上来：“您是谁的家长啊？”那人说：“我是李小村的父亲。”吴运时一听也大步走了过来：李小村来了？周路平和吴运时同声问道。后面一个嗓音厚实有力的人说：“我就是李小村。”周路平和吴运时一人抓住李小村的一只手问：“你听听我是谁？”李小村说：“你们一块儿说，我哪儿听的出来呀？”仨人都笑了。周路平拉着李小村坐在自己的床上，吴运时站在他们旁边儿说：“你别听了。咱们都那么多年没见了，谁也听不出谁了。我是吴运时，他是周路平。”李小村握着吴周二人的手说：“你们好，你们好。别看我都知道你们谁是谁了，还是听不出你们原先的语声儿，你们当年的语声儿怎么一丁点儿也没了，变的太厉害了！”周路平说：“是啊，以前咱们都是童音儿，现在都是大小伙子声儿了，可不是听不出来了吗，你的声音变的不是也没有一点儿原来的童音儿了吗。小村，你还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一号，咱们放暑假以后头一次来吧？”李小村说：“那可不是，那年一放假，我一猛子扎下去，可不是到今儿个才来吗。”吴运时说：“我记得咱们仨都是九月份的生日。那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和路平十岁，你九岁。现在咱们都十四五岁了。当年是小孩儿，如今都成了大小伙子了。要是自己不说自己是谁，谁也听不出来谁是谁了。”周路平笑着说：“让你这儿说绕口令儿呢。”大家都笑了。李小村他爸走了过来：“你们小哥儿几个聊得还真热闹。”周路平站起身：“大伯您坐这儿。”李小村他爸按住周路平说：“你别动，我待不住，主妇小村几句话就得回去了。”
说着，李小村他爸拉起李小村走到床前，拿着李小村的手说：“这儿是被卧和枕头，这儿是书包。里头有夹袄、夹裤和一身儿绒衣，还有一双布鞋。你要觉着穿毛窝热的慌，就换上布鞋。衣裳先别着急换，春捂秋冻。”李小村他爸又拿着他的手摸到床下：“这儿是脸盆，手巾、胰子、牙缸儿，都在脸盆里，牙膏、牙刷儿都在牙缸儿里。”俩人站了起来：“喝水碗儿在床头柜儿上。我给你撂下二十块钱，有十块钱是你一个月的伙食费，明天你交给学校。另外十块钱你买些急着用的东西。要是有急事儿，你给大队打电话，让队上的人找我。电话号码儿你没忘吧？”李晓村说：“没忘。”李晓村他爸说：“学杂费什么的过些日子再说吧。你都那么多年没来上学了，学校的事儿多跟同学和老师打听着点儿，跟别人多客气点儿。”李小村说：“我知道了。”李小村他爸又来到周路平、吴运时面前：“我托福你们小哥儿俩点儿事儿，我们小村好些年没上学了，好些新规矩他都不知道，你们小哥儿俩就多费费心交给交给他吧，往后小村给你们少天不了麻烦，你们就多包含着点儿吧。”周路平说：“大伯您别这么客气。”吴运时说：“我们和小村早就是同学了，您就是不说，我们也会帮助他的。”周路平也说：“是啊大伯，您就放心吧。”李小村他爸说：“那感情好，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再跟你们小哥儿俩打听点儿事儿，你们学校的电话号码儿是多少啊？周路平说：“我们学校的电话号码儿是：八一-零九五三。”李小村他爸小声儿念叨着：“八十一局，零九五三。”周路平从床头柜而里翻找了一阵儿，拿出了一支铅笔，递给李小村他爸：“大伯，我这儿只有笔，没有纸。您就凑合着写在哪儿吧。”李小村他爸高兴的说：“这可好了，我这儿有旱烟纸，我就写在这上头吧。”说着李小村他爸从衣袋李拿出了旱烟纸，小声儿念叨着写下了电话号码而。然后，把笔还给了周路平。他拍了拍周路平的肩，对周吴二人说：“你们歇着吧，我回去了。”周吴和李小村往外送着李小村他爸，李小村他爸挡在门口：“你们谁也别往外送了，都回去歇着吧。”说着，把他们仨人往里轻轻一推，关上门就走了。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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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路平说：“咱们宿舍里的四周除了门都是床，中间儿是炉子。大家都来齐了，你就知道咱们屋的环境了。”说着，周路平走到一处说：“我现在站着的地方是门口儿，你在你的床和门之间走熟了就行了。”李小村说：“不用了，我一听你站的地方就知道怎么走了。”吴运时躺在床上听着矿石耳机。李小村坐在自己的床上。周路平过来坐在李小村的身边：“你爸心真细，还把着你手一样儿一样儿的摸放好了的东西。凭着你的机灵劲儿，一说不就行了吗。”李小村说：“我爸就那样，对谁都一样，有时把人弄烦了，他还不觉得呢。”周路平说：“心细点儿也好。刚才送你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怎么一直没说话呀？”李小村说：“那是我二哥，是个杵窝子，见了生人从来都不吭一声儿，要不是让他和我爸轮着扛铺盖，谁让他来呀。”
李小村沉吟了片刻问：“路平，咱们学校好些事儿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吧？”周路平说：“那还用说。文革以后，咱们学校的变化又大又多，真可谓一言难尽啊。那年放暑假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年初我才接到当年三月五号开学的通知，就按时来了。到校的第二天，常老师在第一节课上说：‘同学们，今天是咱们这学期的第一节课，现在没有课本而，学校也没说怎么上课。我问过学校领导，他们说让咱们自行安排，以后的课程安排我也不知道。今天我先跟大家说两件事儿，说完事儿咱们就下课。以后怎么上课就等学校领导通知吧。第一件事儿是：咱们学校的红卫兵去年在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检阅回来以后，就把咱们学校的校名儿给改成了现在的新名称，叫“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了。第二件事儿是：咱们学校现在成立了十几个红卫兵性质的革命造反组织，欢迎同学们积极踊跃参加。至于想加入什么组织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吧。反正都是革命造反组织，参加什么组织都是为了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老师说完就宣布了下课，从此以后就在也没人让我们上课了。现在想来，整个儿1967年全年，我们在咱们学校就上了我刚才说过的十五分钟的课，这可紧紧是一节课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呀！在课上，一丁点儿文化知识都没讲，就潦潦草草的收了场。我姐在我七岁那年，给我念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儿《最后一课》。说的是，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时，在普鲁士强行歼并的阿尔萨斯镇上，有个职教四十年的老教师哈莫尔先生，得知普鲁士人不许再教法语的命令后，竭尽全力上好最后一节法语课的故事。人家那可是在战争年代上的最后一课啊，而咱们却是在和平年代，没人施压的情况下上的最后一课呀！同样都是最后一次上课，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呀？！我要不知道有《最后一课》这篇小说儿也就算了，可是我姐偏偏多事儿，给我念了这篇小说儿。我既然知道了，能不比着说说吗？这就叫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到现在，都已经过去六个年头儿了，咱们这些学生可一个字儿的文化知识都没学着啊。不但如此，就是现在也看不出什么时候才能再上文化课的丝毫迹象啊！我想大概咱们总该不至于等到遭到苏修入侵时才能上最后一节文化课呢吧？！”
吴运时说：“我说周路平，我算知道你了。原来你小子是知道的事儿越多，嘴就越欠呀。你小子的胆儿越来越大了，你好好儿想想，你刚才都胡吣了些什么呀？你小子将来要被人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还不得把你姐给咬出来呀？”仨人一阵大笑。周路平说：“什么叫嘴欠呀？我这叫‘不平则鸣’，我是在为咱们这么多年一直上不了文化课而鸣不平，有什么不对吗？再说我是把你引为知己才跟你说这些心里话的，你不领情就算了。我可告诉你，以后我姐要是出了事儿就找你算账，你就留点儿神吧。”仨人又都笑了。周路平笑着对李小村说：“当时我觉得咱们学校特别乱。咱们学校的红卫兵革命造反组织有纯老师的，有纯学生的，还有师生混杂的。各个组织的头头儿和骨干分子都想往自己这儿拉人。没用多长时间，学生里的白丁儿就被这些红卫兵组织瓜分干净了。我也稀里糊涂的被高年级的学生拉进了一个叫‘东方红红卫兵’的组织。他们让我填了表，交了一张一寸像篇儿和两毛五分钱，发给了我红绸子金字儿的红卫兵袖标和红塑料皮儿的红卫兵证书，跟真的是的。从此以后，我老人家这个年方十一岁的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事实上的半年及小学生，是否算正式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得而知？但是参加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的两派斗争可是实实在在的既定事实了。如果后人把前些年那场两派斗争定为历史功绩，我老人家也跟着光荣，无产阶级革命小将吗；要是定为过失，兴许就没我老人家什么事儿了，未成年人吗。
“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号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以后，咱们学校这些大大小小、各种名称的组织，就按照一定的政治观点，迅速的化零为整、统一组合成了阵线分明、彼此对立的两大派组织集团了，一个叫‘宝塔山兵团’，另一个叫‘革命造反总会’。我老人家是‘革造会’的，原来参加的那个‘东方红红卫兵’在统一组合中被‘革造会’同化了。运时是‘宝塔山兵团’的，他们那儿也大体上经过了此等演变过程。特别是咱们学校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参加了批斗王光美大会以后，这两大派组织就更加对立了。这两大派组织的头头儿和骨干分子，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他们还任意割据校园，随便把敛财产。所有的学生也按自己所在的组织自愿调整了宿舍。两大派组织这么一折腾，他们的革命阵线倒是分的非常鲜明了，可是把个好端端、有秩序的校园却弄的凌乱不堪、乌烟瘴气的，到处都跟打完一场大仗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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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村问：“学校的领导们就任由人们这么胡折腾呀？”周路平说：“旧的领导班子被破掉了，新的领导班子又没法建立。全国都是一样，咱们这等正科级别的小小的北京盲校又算得了什么呀？还甭说抢东西、占宿舍这点儿小事儿了，我看就是有人把校墙拆了也没人敢管。五月十六号那天，为了庆祝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学校的大喇叭里正广播着‘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我姐来校看我。发现这么乱，就要把我接回家。当时学校虽然很乱，但是暂时还没什么危险。我们这些最小的学生一天只干三件事儿，吃、睡、玩儿，非常自由，从来都没人管。为了在学校能天天儿痛快的玩儿，我说什么也不想回家，我姐怎么说也没用。后来她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问我：‘你知道现在外头有多乱吗？你还记得闫世龙吗？’我问：‘是那个去年八月十八日到咱们家来过的，挺能说的那个男红卫兵吗？’她说：‘就是他。’我问：‘怎么啦？’她说：‘去年冬天，他爸被打成了走资派。他说要和他们家画清界限，从此就搬出了他们家。听说他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武斗时，领着一伙儿人向另外一个造反组织大打出手，在双方混战时被人打死了。你们这儿虽然现在还没什么危险，可是外头越来越乱，谁知道什么时候影响到你们这儿呀？’我听了以后吓一跳，就问我姐：‘怎么就生生儿的把一个大活人给打死了？’我姐说：‘那你甭管。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听人说的。’我说：‘那人嘴头子那么厉害，比你都能说，可是个人才呀。真够可惜的！姐，你可躲他们远点儿，可千万别让人碰着你呀。’我姐说：‘你放心，你姐我还留着这千金之体干大事儿呢。去年八月下旬我不是就跟你说过吗，我和你桂秋姐看他们抄家时，又打人，又毁物的，还随便拿被抄人家的东西，我和你桂秋姐就不跟他们干了。’我一听也就放心了。我姐说：‘我的事儿不用你管，还是说你吧。你们这儿最好别出事儿，但这谁管得了呀？不出事儿觉得挺安全，一旦出了大事儿，也就是瞬间的功夫，抢救都来不及。你要实在不想回家，我就不管了。让咱爸来，你看怎么样？’我姐这么一说，我才跟着她回了家。我再来上学，就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五号了。从那儿以后，我就按学校的通知，放假回家，开学来校。就这么着，一直到了现在。
“一九六六年放暑假以后，咱们学校的初中生们也组织了红卫兵。他们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专院校听人念大字报；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是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中的第几次。当时，他们在秘籍人群的簇拥下，双手高举着盲文版的、一二金重的、大厚本儿的、红塑料皮儿的《毛主席语录》，大声儿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乘坐着敞篷车，从他们不远处经过。我听咱们老师说：林副主席的车过后，他还特意回头看了看咱们学校盲人红卫兵手里举着的又大又厚的红宝书呢。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号，咱们学校的红卫兵绝大多数都去了清华大学，参加了由‘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批准的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不过我没去，因为我刚刚拿到了一把一直向往已久的鼓号队用的小步号儿，玩儿的正忘情呢。那天是咱们这个八十三亩地的大校园里，文革已来人最少的一天，也是文革已来咱们学校里最安静的一天。在闹红卫兵的年代里，咱们学校的红卫兵，除了限于多种主客观条件：主要是受限于双目不明，没上街造反、没到各处抄家，北京红卫兵的主要活动，差不多都参加了。”
周路平停了一下又说：“再说说咱们学校红卫兵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的大串联吧。当时，一些老师和一部分中学生组成一些小组，到外地串联去了。要说咱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还真不含糊，他们每组都是一两个看得见的老师带着一些看不见的盲生，南下北上，东走西行的差不多跑了半个中国，还真一点儿事儿也没出 。看来这串联还真能锻炼人：它使老师们强化了在外组织和照看盲生的能力；也增强了盲生们在串联途中发挥潜能、战胜困难的本领。这些小组，有的去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有的去了嘉兴南湖，有的去了韶山，有的去了井冈山，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西柏坡，还有的去了长征路沿线上的一些地方。比如遵义、贵阳、昆明、泸定桥等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七个南中学生在校工刘师傅的带领下，居然从北京徒步走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故乡韶山。他们的这一本校史无前例的盲人红卫兵徒步串联的伟大壮举，足可以在咱们近百年悠久的校史上，浓墨重彩的大书特书一笔了。因为这不但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伟大壮举，使之能永远激励后世学子，而且还向世人充分展示出了盲人在特殊情况下所释放出的强大潜能。如果能好好儿总结 一下，说不定还能找出一些新的激发盲人多种潜能的好方法，为以后的盲人教学和专业培训以及就业探索，提供可资借鉴的有意义的宝贵经验呢。听说其中有的人在徒步长征中还用盲文写下了日记，可惜我命浅福薄、无缘一读！当时由于参加全国大串联的人太多，使得全国铁路、公路的正常货物运输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有鉴于此，中央有关领导号召串联大军学习当年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徒步进行大串联。据说，咱们学校的这七位盲生的徒步壮举，还是大大走在中央领导号召的前头的呢。因此，此后的诸君之旅也算是步了咱们学校这几位盲生的后尘了吧。真是伟哉盲生！壮哉盲生呀！但是很可惜，他们的这一带有开创性的伟大壮举，除了在咱们学校的盲生中得以津津乐道而外，是无法让天下百姓家喻户晓的。唉，可惜盲生！可叹盲生啊！但愿将来若干代人后，有专家学者撰写文革史时，能在其中写下一笔，我老人家就无可遗憾了。”吴运时说：“我说周路平，你小子怎么什么时候都是满脑子的沽名钓誉思想呀，你要留神了，这可很危险呀！”周路平说：“那又怎么样？就算你说的对，我又有何惧哉？首先，这里没我周某人什么事儿，你说我沽名钓誉无从说起。其次，至少我还想干点儿什么实事呢吧？再次，我的这一主观想法儿一旦实现，也能在客观上为咱们盲人扩大社会影响起到一些积极作用吧？至少我还比那些整天混日子的人还要强些吧？一旦如此，我老人家也就心满意足、知足常乐了。”李小村问：“全国那么多人参加大串联，到底有什么意义呀？”周路平说：“我是年幼无知，但是我们家有明白人。”说到这儿，周路平走到他的床头柜儿前，拿起大水瓶子，“咕咚咕咚”的灌了一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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