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後中佬的奇葩「情路」--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前傳加強版、新增0.5章): 第0.4章：前傳，荒謬的延續 (少年篇)(1990年9月 至 1993年7月)(NEW !)
升上六德中學。
和我一同升上六德中學的李明樂小學同學，只有3個，全男。某程度上，這也再一次證明，我和李明樂小學的女同學，何等無緣。
那3個，在六德中學都和我不同班。也就是說，中一的課室，對我來說是百分百的全新面孔。
出奇地，中一其中一個同班同學，居然是我的鄰居，也自然成為我中學第一個朋友。只是，他偏偏是「他」，不是「她」，家中也沒有姊妹。現在回想起來，這件事總有一種近乎戲劇性的荒謬感：一個全新環境、一個同班鄰居、一個本來最容易延伸出校外聯繫的人，偏偏仍然是一條麻甩仔。
如果那個鄰居同學是「她」，會否發展出另一個故事，甚至改寫我的人生軌跡？我不知道。或許，冥冥之中的天命，我就是如此沒女人緣。
這當然不是他的錯，只是對一個幾乎沒有正常異性接觸經驗的少年來說，命運連這種最普通的巧合，也沒有安排給我。
然而，後來證明，中學真正改寫我人生的，並不是甚麼男女緣份，而是另一場更漫長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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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那時的我，真是「好傻好天真」——甚至天真得近乎可笑，竟以為離開了李明樂小學，走進一個全是新面孔的環境，也許終於可以過正常日子，和同學正常相處，包括女同學。
可惜，命運沒有給我這條路；更準確地說，連普通同學關係也沒有給我太多空間。
開學大約一星期，「鼻屎怪」——這個我以為已經隨着小學結束而消失的渾號，又再出現。我已經不記得第一個叫出口的人是誰，只記得那個渾號一出現，整個課室好像忽然知道應該用甚麼眼光看我。
那一刻，我在班中即時社會性死亡；所有正常社交的可能性，也隨即被壓扁了。那個鄰居男同學，就成為了我在班中幾乎唯一可以無顧慮談話的人。
平心而論，相比李明樂小學，六德中學的確相對「男女平等」得多，沒有那種明目張膽的性別差別對待、沒有因為你是男仔就自動矮半截和要承受一堆無厘頭莫須有的處罰，男女同學之間也沒有撕裂，我也不再對女同學抗拒。只是當一個人已經被固定成班上的笑柄，就連普通朋友也難有，更不用說甚麼男女緣份，這些改變也來得沒有多大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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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屎怪」這個渾號，早在城河兩口小學小二時已經出現；至於究竟因何而來，我其實一直不完全肯定。
中二，進入青春期，開始懂得重視自己的儀容和打扮，加上道聽途說，才懷疑鼻孔下那顆大痣，可能就是我被冠以這個渾號的原因。
我開始要求父母想辦法，為我處理這些痣。
對此，家母以往一直當是小朋友家家酒的笑話。現在我態度認真地要求，她就只懂黑面和沉默。
所謂的家父，則永遠是典型港式福佳老豆那一句：「點撚解咁多個唔撚恰，係恰你呀？擺撚到明係你嘅問題啦！......屌你老味仆街死啦去......」除了粗口和羞辱，沒有其他。
在學校被人踩到地底，回到家中，得到的卻只是落井下石的另一腳。
我和父母為此吵過多次，幾乎鬧到家變，我甚至一度想過自殺。可悲的是，連那種念頭也只停留在念頭；我沒有勇氣，也沒有方法，只剩下更深的無力感。
直到家母終於勉強找醫生，在中二的復活節假期，為我進行脫痣手術。
當然，在班中的形象早已定型，已不能改變甚麼了。
更糟的是，六德中學中一至中三升班不重新編班，俗稱不洗牌；今年這班1B，明年就2B，後年就是3B，原班人馬直升。困獸鬥之嚴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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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慶幸遇上很好的班主任，說他「好」，其實也很普通——他沒有做過甚麼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沒有特別幫過我甚麼、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我承受了多少。但他作風親切友善，幾乎沒有老師架子，似乎全班也很喜歡他，使得班內氣氛也較平靜融洽有人情味，欺凌也略為收斂。對我這個長期在學校繃緊神經的邊緣學生來說，這樣一個可以不太緊張地和他說話、不令人害怕的班主任，已經是一種難得的喘息。加上中二學年，本身就是中學階段最輕鬆的一年。因此就校內情況而言，中二這年，我算是得到一點喘息空間，未至於最壞，但這種平靜並沒有維持多久。
中三，班主任換成一件不知所謂的教畜，也不是他做過甚麼滔天惡行，但他的作風，完全和中二的班主任相反——充滿高壓、擺架子、命令式、缺乏親和力，落差大得像換了另一種氣候，把班內的氣氛變得更繃緊、更重權威、更沒有人情味。對我這個已經在班中社死的邊緣學生來說，已經足夠致命。
那年，校內情況全方位急劇惡化。我心理困擾大到患上腸胃炎，幾乎每天上學也腹痛腹瀉。禍不單行，那班主任把我放逐到最後一排；偏偏近視又加深，本來還勉強能看的黑板，也漸漸看不清。
眼鏡？別說笑了。我一向沒有戴眼鏡。以我當時的惡劣環境，要是忽然戴眼鏡，不用半天，必定粉碎。
1993年夏，香港一個後來被奉為傳奇的人，遺下事後聽來恍如預言兼遺言的歌詞：「懷著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在電視機、收音機裡反覆迴盪。
同一個時空的某個角落，一個無名少年，也在自己的世界裡「跌倒」兼「飄遠方」了——勉強挨完中三，面前是已惡化至病入膏肓的僵局；在視力模糊、腹痛如絞的狀態下，終於在一片混亂中，半被逼冇鞋挽屐走，絕望地逃離校園，以中三程度結束中學生涯。
那一刻，所謂「飄遠方」，對我來說不是自由，而是逃亡。
那年夏天，香港失去了一個傳奇；而我，失去了一個本該有的「正常」青春。
轉校？那年代，升學競爭遠比現在激烈，學額也遠沒有現在這般過剩，甚至可以說是不足。或者這樣說：那年代，學生人數遠沒有現在這般少。尤其當年大多數日校中學，在中三結束後，也會淘汰多達三分一的學生。我這種情況，又還有甚麼可能插班進去呢？
那時我才知道，家母對於我在校的經歷，原來一直不相信。她大概以為我說得太荒謬、太誇張，直到我半被逼離校後，才知道原來一切堅過石堅。與此同時，腸胃炎不藥而癒。
那年代，後來常見的青少年支援——展翅青見、毅進之類，通通還未出現；再培訓又要30歲。除了找青少年電話輔導的社工哭訴幾句，聽兩句官腔廢話，然後收線之外，完全無助。
我也曾經想過報讀當年仍然免費或廉價的官立夜中學，至少，那像是一條補回中學學歷的路。
但當我提出時，家母不知是心情不好，還是已經對我的學業成績徹底絕望——我中三最後一次考試，很多科目，包括中、英、數，都不合格——只回了我一句：「嘥氣啦！你讀乜吖！」
那句話不算很長，卻幾乎把那條路也一併關上。
對一個剛剛被學校擊潰、連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的人來說，沒有支持，其實就等於反對。
最後，也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