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開學不久,便要決定是否參加那個年紀的小學生大多日盼夜望的——畢業營,或稱教育營。

那時,我和少數同學本來是不參加的,因為我深知,這個所謂小學最後的集體生活回憶,對我來說絕對不可能是甚麼美好回憶,而只是把平日校園裡的孤立、敵意和性別隔閡,搬到另一個封閉空間的惡夢而已。

某天早會後,我和那些不參加的同學,被「請」到校長室「面聖」,由校長開金口勸喻參加,真是天大的面子。

依稀印象中,當時和我一起「面聖」、即不參加的同學,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大部分,也是男生。為甚麼呢?自己想想吧。

「面聖」後,幾乎全級都參加了。說是「幾乎」,是因為剩下——我,全級唯一一個仍然堅拒參加。





這也可能為難了我的班主任,班主任游說家母讓我參加,家母不明白我面對多大敵意和痛苦,只知道「細路仔應該群埋一齊玩」,我一個小學生,又有何話事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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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營也沒有甚麼促進同學交流互動的設計,更像是刻意加強性別隔閡。依稀記得,活動分組簡單又粗暴:同一宿舍房間的人——當然全是同性別,就是同一個活動組別;同檯食飯、活動、回房,都是對着同一批同性同學。營規寫明不准進入異性宿舍,不是晚上若干時段不准,是全天候不准。

當然,以當時那種充滿火藥味的男女同學關係,即使安排男女混合活動,恐怕也只會引發更多衝突和不愉快事件,根本不可能有甚麼青春校園劇裡的踩界或浪漫曖昧情節。同樣,應該也沒甚麼人有興趣進入異性宿舍,我甚至連女生宿舍在哪裏也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只知道和男生宿舍相隔很遠。

諷刺地,也許正是多得這種性別隔閡,那次畢業營反而沒有太多衝突和不愉快事件——注意,不是「沒有」,是「沒有太多」。只是最後一晚,我和一個一向針對我的男同學,不記得因甚麼事起衝突,我怒得擅自離營,打算由粉嶺坪輋的營地,步行到沙田回家。當然不可能成事,也驚動了老師,進行了輔導開解和象徵式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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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曾有一個女同學,主動接近我,對我很友善,甚至罕有地和我交換了電話號碼。她也許只是單純地想和我做朋友——但我不懂得怎樣回應。

並不是她不好,而是在那種畸形環境下,我已經無法自然地和女同學相處,甚至本能地對女同學有抗拒;也不知道除了問功課之外,可以和她談甚麼,打機、動畫、遙控車、講老師壞話,這些男孩之間自然的話題,好像又不適合帶到她面前。於是,那一點點可能成為正常友誼的機會,那一點罕有的善意,也就這樣無疾而終。

所以,回想小學時代,最遺憾的不是沒有甚麼早戀、曖昧或浪漫情節;我失去的,是更基本的東西:正常認識異性同學、和異性同學自然相處的能力與機會。

畢業時,我也沒有給同學寫紀念冊;反而有少數同學給我寫,不過依稀印象中全是男同學。至於那位曾經主動接近我、對我很友善的女同學,有沒有也給我寫過?我有沒有對她留下片言隻字?也許有,也許沒有,我已經記不起了。只是那時的我已經沒有能力把這一點善意好好接住。





那段小學歲月,就這樣沒有告別、沒有留戀,也沒有甚麼值得珍藏的同窗情誼,只剩下一種終於離開的麻木。童年,到此也劃上句號了。

幸好,離開B小學之後,那種把男女同學推向對立的畸形環境,沒有跟着我進入中學。

如果在這種畸形環境多待幾年,我想我會轉g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