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開學不久,便要決定是否參加那個年紀的小學生大多日盼夜望的——畢業營,或稱教育營。今日連普通街坊小學都有各式境外遊學團,畢業營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已大為稀釋。但那時,這無疑是整個小學階段,最後、也是最天花板的集體活動。

我本來是不參加的,因為我深知,對別人來說,那是小學最後的集體回憶;但對我來說,絕對不可能是甚麼美好回憶,只是把平日的孤立、敵意和性別隔閡,搬到一個不能即日回家的封閉空間而已。

某天早會後,我和一眾不參加的同學,被「請」到校長室「面聖」,由校長開金口勸喻參加,真是天大的面子。

依稀記得,當時和我一起「面聖」、即不參加的同學,有十多廿人,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大部分,也是男生。為甚麼呢?自己想想吧。

「面聖」後,幾乎全級都參加了。說是「幾乎」,是因為剩下——我,全級唯一一個仍然堅拒參加。那不是甚麼型格的反叛,也不是想標奇立異。我只是真的不想再把自己放進那個環境。





這也可能為難了我的班主任,班主任游說家母讓我參加,家母不明白我面對多大敵意和痛苦,只知道「細路仔應該群埋一齊玩」。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努力解釋過,即使有,也大概講不清楚。小學生很難把「我在那裡受到長年累月的敵意,很痛苦」講成大人聽得明的句子。她未必是不信我,只是那一代家長很難想像,小朋友群在一起,有時不是玩,而是受刑。

我一個小學生,又有何話事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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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營也沒有太多促進同學交流互動的設計,更像是刻意加強性別隔閡。依稀記得,活動分組簡單又粗暴:同一宿舍房間的人——當然全是同性別,就是同一個活動小組;同桌用膳、活動、回房休息,都是對着同一批同性同學。營規寫明不准進入異性宿舍,不是晚上若干時段不准,是全天候不准。

宿舍有點像當年新聞畫面裡,那些臨時收容營的縮小版,是多個獨立平房,每一個平房,就只有一個宿舍房間,沒有其他設施,一出房門就是露天室外,不存在甚麽可供在房間外交流閒聊、玩UNO的交誼廳。因此不同宿舍房間、尤其是不同性別的同學,也沒有多少交流互動機會。





當然,以當時那種充滿火藥味的男女同學關係,即使安排男女混合活動小組,恐怕也只會吵成一團、引發更多六國大封相,根本不可能有甚麼青春校園片裡的浪漫曖昧踩界情節。至於異性宿舍,即使不禁止進入,恐怕也沒甚麼人有興趣造訪。

諷刺地,也許正是多得這種性別隔閡,那次畢業營反而沒有太多衝突和不愉快事件——注意,不是「沒有」,是「沒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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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第四晚、也是最後一晚,我和一個一向針對我的男同學,不記得因甚麼事起衝突,我怒得擅自離營。那時已經晚上10點幾,我打算由粉嶺坪輋的營地,走到粉嶺火車站,再沿着九鐵英段——即今天的東鐵線——的火車路軌,一路向南行返沙田。

現在回想,當然荒謬得很;單是由坪輋走到粉嶺火車站已經夠吃力,更不用說再由粉嶺走到沙田。





其實我也知道不可能成事,那不是甚麼成熟計劃,而是一個小學生被逼到爆煲後的姿態:我不想再留在這裡,我要走。

有些同學嚇怕了,有些跑去告訴老師,還有一個同學追出來截住我,甚至哭着求我不要走。

當然,如果追出來的是女同學,這篇回憶錄大概又會多一點青春校園片錯覺,可現實沒有那麼浪漫。那是一個男同學,而且還不是平日特別關心我的朋友。相反,他平日對我並不友善,甚至有份針對和排擠我。正因如此,那一幕才特別奇怪,也特別難以整理。

多年後回想,那一刻反而有點刺痛。因為它提醒我,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裡,也不是完全沒有人在意我;甚至,平日傷害你的人,也未必真的想你出事,在此刻反而變成最關心最緊張你的那個。只是當時的我,已經被怒氣和委屈塞滿,接不住這種突然而來的關心。

事情當然驚動了老師,最後是輔導開解,以及象徵式懲罰。

後來,這位男同學也是少數和我升讀同一間中學的小學同學之一,只是被編到不同班。偶爾放學回家途中碰面,我們也會一起走一段路。

但也只是一起走。大家好像都不知道該說甚麼。小學那些不友善、那晚的眼淚、升中後的陌生,全都夾在中間,沒有人懂得拆開來講。

看來,人與人之間有時就是這樣:某一刻很近,之後又重新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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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讓我知道,原來有些善意會以很奇怪的方式出現。只是另一種更罕有、更令我不知所措的善意,來自一位女同學。

當年曾有一位女同學,主動接近我,對我很友善、甚至罕有地和我交換了電話號碼。現在回想,其實都很普通:她沒有某些女同學的恃寵生嬌和囂張、主動和我友善說話、需要時借我文具、把我當成一個正常同學,而不是一件污糟、麻煩、需要避開的東西。可是在那環境裡,這種普通已經變得很罕有。

她也許只是單純地對我伸出友誼之手,如果她今日還記得,大概也只會覺得那是小學時一件很小的事。可對當時的我來說,那可能是整個小學階段少數沒有敵意的異性接觸。

但,我不懂得怎樣回應。

並不是她不好,而是在那種畸形環境下,我已經無法自然地和女同學相處、甚至本能地對女同學有戒心;也不知道除了問功課之外,可以和她談甚麼,打機、動畫、遙控車、講老師壞話,這些男孩之間自然的話題,好像又不適合帶到她面前。於是,那一點點可能成為正常友誼的機會,那一點罕有的善意,也就這樣無疾而終。

所以,回想小學時代,最遺憾的不是沒有甚麼早戀、曖昧或浪漫情節;我失去的,是更基本的東西:正常認識異性同學、和異性同學自然相處的能力與機會。





畢業時,我也沒有給同學寫紀念冊,反而有少數同學給我寫,依稀記得全是男同學。至於那位曾經主動對我伸出友誼之手的女同學,有沒有也給我寫過?我有沒有對她留下片言隻字?也許有,也許沒有,我已經記不起了。只是那時的我,已經沒有能力把這一點善意好好接住。

那段小學歲月,就這樣沒有告別、沒有留戀,也沒有甚麼值得珍藏的同窗情誼,只剩下一種終於離開的麻木。那不像畢業,更像終於放學。

童年,到此也劃上句號了。

幸好,這種男女差別待遇、把男女同學推向撕裂的畸形環境,在中學已不復見。

如果在這種畸形環境多待幾年,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正常面對異性,大概連「女同學」、「女仔」之類字眼,都會自動當成警報聲。

當時的我還不知道,這種警報聲,後來會在很多年裡反覆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