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闻记者的重大发现
         赵雅兰接手城建和交通后,走访了许多在建和已完工的项目,在一些专业人员的陪同指点下,发现了不少问题,也接到了一些有关建筑房产商的举报,甚至个别矛头直指张国栋家族。连接隆中新城和旧城间的隆中大桥,十多年前由政府招商引资的香港宏达集团投资建造,当时投资五千万,收费期限30年,现在有人指出,当时造价没这么多,现在已经收回成本了,应该免费开放。赵雅兰觉得这是个好建议,就找郑国风汇报此事,想在常委会上提一提。
郑国风说这事可能跟张家有关系,咱们不宜出面,先外围调查一下,搞点舆论出来看看反应。随后打电话叫来了冯占奎。
“占魁,有没有信得过的能力强点的记者?”
“有,隆中日报姜大民。”
“好的,你让他调查一下隆中大桥的收费问题,把这项目的来龙去脉摸清楚,悄悄的查不要声张。”
“明白,我去找他。”冯占奎说完就去安排了。
   姜大明是隆中日报的资深记者,文章写得很好,性格比较独立,与报社领导关系不是那么融洽,所以十多年的记者下来,没什么进步,直到老乡冯占魁发现了他,才把他提为新闻部主任。从此后,姜大明在隆中就有了如鱼得水般的畅快,以前是一直游走在基层,现在则有了不少的上层关系。这回冯部长亲自交代活儿,并且指示悄悄的干,他以记者的敏感觉得这事有些玄机,马上领命去了。
   姜大明首先想到的是看一下当年建造大桥的合同文件,这应该保存在交通局的某个档案室。整个交通局跟他熟悉一点的是城建科的一个科长,陆思豪,同是金田的老乡。于是就打电话给陆思豪,约他晚上吃饭。陆思豪虽说是个科长,但却是个肥缺,平日里难得回家吃几顿饭,尽在外面应酬。换上以前,陆思豪还真是懒得跟姜大明一道吃饭,姜安排的晚餐,饭后没什么活动,而那些工程承包商往往饭后还要去那些夜总会,变着花样的泡美女,原本老实本分的陆思豪渐渐地也就喜欢上了夜总会,更喜欢上了那些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光溜溜的身体。但是现在,他对姜大明有点仰望了,人家现在也是正科实职,而且有了冯占奎这个靠山,还可以跟着一路往前走。接到电话的陆思豪一口答应,并且主动表示请客,姜大明有点过意不去,陆思豪忙解释说是承包商的饭店,他只要签单就行。姜大明只好应了这顺水人情。
   饭局安排在河西新城区的秋水人家,一个承揽路桥工程老板自己开的饭店。里面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陆思豪要了一个小包厢,他知道姜大明找他不会问他要工程,十有八九是打听交通局什么事。姜大民也就没隐瞒,把事儿说了。




陆思豪不解,问:“这事过去十来年了,有什么新闻价值吗?”
姜大明就说:“最近报社接到不少群众来信,建议取消大桥收费,要是一般来信也就算了,可是这里面偏偏有名人,还有这个代表那个委员的,不能随便应付,报社想搞个专题。”
陆思豪听了大笑:“这也真是难为你们了,他们应该找政府部门呼吁此事啊。”
“你当他们傻啊,人家向政府反映了,你们这些大老爷不回应,才找我们煽风点火的。”
“这事儿有点麻烦,合同已经归到档案科了,档案科那娘们是局长的情人,平日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能不能找个小兄弟私下里复印一份?”
“我试试看吧,下周回你消息。”
场面上的人,一般讲话都留点后路,陆思豪这么说也就是答应办了。
姜大明平时经常跟着领导跑新闻,陆思豪当然也忘不了向他了解点高层动态。
“听说郑国风搞农村改革了,钱运良和张国栋不大同意,有点靠边站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郑国风新官上任,烧把火正常。”
“听说这政府改革还要搞到乡镇和县里,上面会同意吗?”
“我估计会有些波折,毕竟这涉及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要命的是跟中央的宣传口径不一致,就看最高层怎么看了。”
“明年这张国栋还能当市长吗,我们局长还想往上挪一挪呢?”
“天知道,张家虽然是大家族,但郑国风好像也很有来头,不跟他走一道,想当市长有点玄。”
“听说赵雅兰跟郑国风走的蛮近的,她会替了钱运良吗?”
“难说,人家口碑可比张国栋好多了。”
“兄弟,有办法跟赵雅兰拉上关系吗,她现在可是主管我们的市领导。”
“等等吧,我这个新闻专题会采访到她,有机会我会拉你出来的。”
姜大明的回答纯粹是糊弄陆思豪,因为这个调查能进行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报道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了让这个老乡帮他干点活儿,只好先画个饼悬在老乡面前。




     陆思豪很快搞到了当年的造桥的合同底稿,大桥投资方是一家叫宏达实业的香港公司,而建设方是隆中交通局,承建单位是隆中二建公司。大桥全部预算是五千万,约定收费期限是三十年,因为隆中政府没钱,这笔投资全部由宏达方面出,作为回报,隆中给了宏达三十年大桥收费权,核定2吨以下小车每次通行费5元,2吨以上每次通行费7元。大桥后续三十年维修管理费用由大桥收费里开支。
    对着这份大桥合同,姜大明这个外行根本看不出什么明显的不妥,里面密密麻麻的各种费用预算也是毫无概念。然而,记者有记者的方法,虽然对工程是一无所知,但他可以从这家宏达实业的公司入手,看看有无可用的信息。回到办公室后,姜大明很快从香港的官方网站查到了这家公司,法人代表是个叫维克多.戴的人,有一个合伙人,叫史密斯.张。再看看公司成立日期,就是十多年前成立的,对比一下合同日期,该公司的成立日期就比合同早了几个月,令人奇怪的是这家声称实业公司的宏达注册资金才一百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也才八九百万人民币,或许国外公司注册跟内地不一样,注册资金并不代表公司实力。按道理,这家公司没有这个实力造五千万的桥,隆中市政府应该也不会找到这家公司。姜大明想打一个电话到香港这家公司,可是冯占魁吩咐过不要声张的,他只有另想办法了……
 
   忙过前面一阵子的农村自治改革的准备工作,郑国风把实施工作交给了组织部长马玉祥,通过组织部门一级一级的传达下去了。为了防止下面工作的变形走样,马玉祥还特地办了一期组织干部培训班,名义上是正常的组织干部培训,实际上就是让县乡两级组织干部能够学习领会这次农村自治改革的组织实施要领。
   虽说隆中当地媒体没有大张旗鼓的报道农村政权改革的事,但这场基层政权改革却是实实在在的推行了。按说改为村长负责制,现任的村支书也可去竞选村长,但数百个自然村,却只有寥寥几个村支书参加了村长选举,而最后当选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为不适应这种选举而从一开始就退出了这个竞选舞台,或许是往日一手遮天的傲慢,令他们忍受不了这种全民票选的尴尬;又或许是自知失去了民意而主动退却。新当选的村长们有的是村里的大养殖户,有的是外面务工返乡创业的技术工人,有的是帮助村民致富的大学生村官。总之,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家致富的,有一些群众基础的候选人都是不出意外的当选了。当然,这中间也出了不少问题,有人利用部分选民不识字的缺陷,代填选票时做了手脚;有人悄悄的花钱买选票;有人明里暗里逼着村民投自己票,有的人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中伤对手。但这些仅是小部分选区出现的情况,因为组织部门事先就有着各种预案,这些事一被举报,马上就处理了。一个横行乡里的地痞,拉着一帮小混混到选举现场强行拉票,被预先到场的公安便衣当场收监。
   总之,这场村委会的改选基本按照市委的设想进行了下来。虽然有些波折,甚至传说有些卸任的村支书还准备上北京告状,但经过镇政府的思想工作,这些人也就消停了,这年头的村支书,谁屁股后面干净呢?
   因为这次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也没有上面的精神指示,隆中本市的舆论工具也故意低姿态的冷处理了。但还是有人在省会媒体上做了新闻关注。嗅觉敏锐的省委宣传部长赵志浩趁着一次省委会间隙,悄悄的向省委书记陈文远和省长周子文提及这篇报道,周子文笑笑没表态,陈文远则不以为然的说:“不折腾不是郑国风的风格,以后的事儿还多着呢,有着你看。” 赵志浩忽然间觉得自己有点小题大作,既然大老板没当回事,他也就心里有数了。于是,省会的党报日报以及商报均无人再提及隆中农村改革的事。
    农村的自治改革是郑国风主动发起的一场试验性小战役,虽说是只干不说,但从上到下的议论却是从来不缺。郑国风到省城开会,已经感觉到了许多异样的目光,有不怀好意的,有幸灾乐祸的,当然也有鼓励赞许的,郑国风均是一笑而过。
省委秘书长吴其荣悄悄告诉他:“你的折腾看来大老板是认可的,只是不便表态,你自己掌握一下分寸和火候。”
“谢谢兄弟提醒,先谢了。”郑国风很感激这位曾一同在陈文远书记家用过几次餐的同僚。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县乡两级政府的手术充满了信心。
 
    姜大明通过曲里拐弯的人际关系,终于找到一位已经退休的负责当年大桥建设的老科长李长顺,老人家为他还原了当年的事情经过。
   十年前,市政府为了开发主城河西地区,要在隆阳河上修桥,当时设计院根据方案估算成本是三千万,市交通局准备先期投资一千万,银行贷款两千万。可是当方案提交到市里后,市领导嫌大桥设计得不好看,设计院又重新设计得花哨了很多,自然造价成本也就变到了五千万。因为当年正碰上银行的银根紧缩,无法贷出这多钱来造桥,于是就想到了招商引资,也不知道是谁的关系,后来就找到了香港宏达,由他们出资造桥。当初谈判时交通局提出十五年的收费权,根据当年车流量测算,十五年如果运营得好,确实可以收回投资,二十年收费基本可以保证有30%的投资收益率;但是出于谈判技巧,先提出十五年,待对方还价后再让到二十年。哪知宏达方面一张嘴就要三十年,交通局负责谈判的一个副局长当场就傻眼了。
   第一场谈判后,交通局方面就准备找另外的投资商,后来省城的城投公司也参与了进来,经过初步接触,城投公司愿意只要二十年的收费权,因为他们估算,按照设计方案这座桥造价4000万也能拿下来,再说车流量以后还会增加,越往后年收益会越高。听了城投方的介绍,主管副局长很高兴,就向上级汇报说准备跟省城投签合同了,可是项目上报市政府后就没了回音。拖了一段时间后,主管副局长突然就莫名其妙的还是跟香港宏达签了合同,收费年限上还是三十年!
   李长顺看不过去,在一次饭局上喝多了就发了些牢骚。结果第二天就被局长叫过去训话,从此冷板凳一直坐到退休。姜大明扳指一算,十多年前的隆中市长正是现在的省委副书记张治平。采访到这里,他对此项目也就明白了八九分,冯占奎叫自己悄悄的调查这个项目,看来他也是奉命行事,这次调查应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就这样跟他汇报,好像还少了点火力点。宏达方面的维克多.戴和史密斯.张又是谁呢?




 
    作为地方一把手,首要任务是要发展地方经济。这对于来自特大型国企的郑国风,自然更是不敢掉以轻心,他接手的隆中这座城市并不比自己曾经治理的国企烂摊子好多少。隆中最大的国企隆中钢铁公司是省管国企,加上关联企业共有十多万职工,已经连续亏损多年。每年市府省会接到的上访案例总有多起隆中钢铁公司的。郑国风虽是市委书记,但人家隆中钢铁公司老总也是正局级干部,虽在你隆中地面上,但不归你管。郑国风内心也无意插手人家的事情,自己干了十多年的国企,又烦又累还吃力不讨好!但上次去省城,子文省长单独找他谈话:“隆中钢铁公司每年亏国家几十个亿,省里实在吃不消,你这个国企经营能手去隆中钢铁公司摸摸底,搭搭脉。帮省里出出主意,提点建设性意见。”郑国风回答说:“这是整个行业出了问题,换谁恐怕也不行啊。钢铁行业本身是个夕阳行业,这几年来国内企业还拼命扩展产能,生产的还净是低端产品,不亏都难哪!”子文省长笑笑,不以为意的说:“不要打我马虎眼,你总归有些办法的。今天就算布置你课外作业了,下次来回复我。”
    郑国风领命归来,自然要去隆中钢铁公司调研一番。隆中钢铁公司九十年代辉煌时产值曾一度达到隆中市GDP的60%,是隆中的利税大户。但是,最近几年随着民营钢铁公司的崛起,公司的建筑用钢价格一路下滑,由于大型国企的管理效率大大低于民营企业,国有公司的钢材成本普遍比民营企业高出200-300元每吨,同样的市场价,民营企业可以赚100-200元每吨,但国企已经亏本买卖了。然而,奇怪的是国家却还在拼命的死保国企,限制民企,给民企设了好多门槛,银行贷款更是歧视民企。正常的市场机制是奖勤罚懒,但政府的做法反过来是奖懒罚勤。
   按照郑国风的思路,这种已经是充分市场竞争的行业,国家根本没必要保留国有企业,既然民营企业干得比国企好,国有资本就退出嘛。至于大批国有员工可能下岗的问题,卖掉的国有股份完全可以养活下岗职工,再说下岗职工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再就业,政府也就是面临暂时困难而已。相反,要是一直支撑着这么一大帮子国有企业,那就像面临着一个无底洞,政府背着的是长久的负担。
   心里是这么想,但嘴上还不能说。省长大人布置的作业还得认真做。郑国风连续两个礼拜在隆中钢铁公司搞调研,每天两个座谈会:一场是群众反映问题提意见;一场是管理和技术人员汇报各种项目和数据,中间还有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的个别交流。因为省政府事先也下了通知,隆中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和书记都要亲自陪同郑国风参加各级调研活动,郑国风都客气回绝了,说自己只是来做些调研活动,不能影响公司的生产和经营,董事长和书记都是大忙人,有个办公室主任陪同就可以了。就这样,郑国风带着秘书李晓成两个人,每天早早来到隆中钢铁公司,中午到就近食堂排队用餐,晚上回市委,连轴转了两周。赵雅兰调侃说:“我们的郑书记有国企管理强迫症,估计是想兼任隆中钢铁公司董事长了。”
   隆中钢铁的管理落后,郑国风是有所耳闻的,但调研中听到的两件事还是让他惊掉了下巴。
   第一件事,几十吨的大行车不翼而飞。前几年停产大修时,十几个检修工人费了几天功夫才拆解下来的大行车,临时摆放在厂房外的堆场。谁知道,第二天早上工人赶到堆场时,这个庞然大物居然就不见了。装载这样的十几米长的大铁架子,不仅需要专业的起吊车,还要特制的运载车,才能拉出去。即使是这样,拉着这样的行车出门,那还有门卫这一关,厂区8个大门都是24小时双门卫值班,视频监控。从堆场到最近的二号门出门,也有5公里左右的路程,大修期间公司安全保卫人员夜间巡逻检查也没有发现偷行车的人或者车。就这样,这架大行车不翼而飞了。此后,公司也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查,家大业大的隆中钢铁怎么会在乎这一架折旧得几乎没有价值的行车!
   第二件事,一车废铁可以不卸货送几次。一辆过磅的废铁车在四五双眼睛的注视下,不去库房卸料,大明大方的从另一个厂门出去,再从送货厂门进来,如此循环往复四次,相当于一车废铁卖了四次,比成材的价格都贵! 事后,那个磅秤的司磅员在一次吃饭时喝多了酒,嘴没把门就把这事情说了,以此炫耀他捞钱的能耐。这件事也是很快在全厂职工间流传,那些辛辛苦苦在一线卖力的员工,从此开始对着厂区那些“节能减排、增产增效”的大幅红字标语公然撒尿。
   调研结束后,心情沉重的郑国风让秘书李晓成写调研报告。报告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干群收入分配两级化趋势明显,当干部的哪怕只当个小组长,收入也比普通工人高出好多,而且还不用干活;二是生产管理极其落后,浪费严重,成本高居不下;三是公司员工内外勾结的贪污腐败。至于治理意见,郑国风也给了三条:第一是限制管理人员的薪水,提高一线生产者薪水;第二是利用现代化的办公手段,减少管理层级、缩减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第三是让出部分国有股份,引进外来资本、外来管理模式。
 
   记者姜大明通过李长顺老人又发现了好多线索,通过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他终于发现,香港宏达公司的那个史密斯.张原来就是隆中大名鼎鼎的宏宝实业集团公司的张治宏—隆中张氏家族公司掌舵人,张国栋的堂叔;那个维克多.戴是张治宏的一个表妹夫,原来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建了这座隆中大桥后,便利用自己的香港身份一直在中原各地投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