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聲請狀在下午三點十七分送進台北地方法院的收狀櫃檯。沈信義親自遞的,穿上那件三十年前考上律師時訂做的舊西裝,深藍色,袖口已經磨到發亮,內襯的條紋都洗到褪色了。他沒有打領帶,但把襯衫最上面那顆扣子扣上了。橘子沒有跟來——牠留在事務所看家,躺在辦公桌上那疊還沒歸檔的卷宗旁邊,尾巴蓋住鼻子。顧天辰站在法院門口,看著沈信義的背影消失在安檢門後面。那個老人走路的姿態跟三天前判若兩人——三天前他從那間堆滿紙箱的陋室裡走出來,背是彎的,肩膀往內縮,像一個被世界遺忘的舊檔案。此刻他的背挺得像一根剛打進地底的鋼筋,皮鞋踩在法院磨石子地板上的聲音清脆而規律。他不是去遞狀,是去把積了八年的灰塵一口氣拍掉。

當沈信義從法院大門走出來時,陽光正好從對面大樓的玻璃帷幕上反射過來,照在他滿是皺紋的臉上。他眨了眨眼,從口袋裡拿出那副歪掉的老花眼鏡戴上,鏡腳還纏著透明膠帶。他對著顧天辰點了一下頭——不是律師對當事人的點頭,不是那種「手續辦妥了」的職業化致意。是一個老兵對另一個老兵的點頭,在說:彈藥已經填裝完畢,壕溝已經挖好,你可以繼續往前推進了。

「收狀櫃檯的小姐看了一眼狀紙,說這件案子的原告怎麼不是顧天辰本人。我說,原告是顧正堯,我是他的訴訟代理人。」他把老花眼鏡往下推了一點,從鏡框上方看著他。那雙老花的眼睛在歪掉的眼鏡後面閃了一下,嘴角浮起一絲很淡很淡的笑,不是得意的笑,是那種忍了太久終於不用再忍的笑。「她查了一下系統,說顧正堯已經過世五年了。她打字打到一半停下來,抬頭看我。我說——『死人也有權利討回被偷走的東西。』她愣了一下,然後在收狀章上蓋下去。我看著那個日期戳印壓在紙上,跟八年前蓋在同一個位置。只是晚了八年。」

車子離開法院之後,他在後座把那疊文件的副本從公事包裡拿出來,一頁一頁翻。紙張還留著影印機的餘溫,油墨的味道淡淡的。侵佔——顧正邦在過去十五年間透過七個海外戶頭非法轉移集團資金,總額約四億三千萬。背信——他利用代理董事長職權,在董事會中安插五名一致行動人,操控所有重大決策。偽造文書——那間清潔顧問工作室的登記文件上,林欣怡的簽名是顧正邦的財務秘書代簽的。非法挪用集團資金——供應鏈管理公司的百分之十二股權以不實交易名義移轉至特定人名下。每一項指控後面都附著霍廷恩從香港傳過來的金流紀錄,年份、帳號、金額,一行一行整整齊齊,像某種極度冷靜的控訴。最後一項寫著「教唆殺人」,後面的證據欄目前還是空白的,只有一行鉛筆字跡,是沈信義的字:「待補。原告之子正在進行中。」他認得那筆跡——用力到紙張背面都摸得到凹痕,跟他父親在筆記本上寫字的力道一模一樣。

他把文件收回公事包。車子沿著中山北路往北投的方向駛去。過了士林之後,城市的密度開始降低,高樓變成矮樓,矮樓變成獨棟,最後連獨棟都開始稀疏。沿途的風景從便利商店和連鎖藥局變成了老字號的溫泉旅館和圍著竹籬笆的日式老宅。轉進那條巷子的時候車速慢了下來,兩旁都是獨門獨院的別墅,有些是日治時期留下的木造建築,有些是後來改建的現代水泥,每一棟都隔著足夠遠的距離——不是那種炫耀性的遠,是那種不讓鄰居聽見彼此聲音的遠。





那棟別墅在巷底。圍牆不高,灰色的空心磚砌成,磚孔裡塞著乾掉的青苔。牆頭種著一排桂花,不是花季,枝葉蓊鬱但沒有香氣,只有葉子在午後的風中輕輕摩擦,發出細微的沙沙聲。鐵門是舊式的對開鑄鐵門,漆成墨綠色,油漆在門軸附近有點斑駁了,看得出來這扇門已經在這裡站了很多年。門上沒有門鈴,只有一個銅質的叩環,銅面被磨得發亮——有人常常握著它。顧天辰站在門前,阿杰在他身後半步。巷子很安靜,聽得見遠方某戶人家的風鈴在輕輕撞擊。

「你在外面等。」顧天辰說。他的語氣不是在商量。

「顧少,如果裡面有——」

「在外面等。」他沒有解釋。不是不信任阿杰,是接下來的對話不需要第三人。這不是去跟敵人談判,是去跟一個女人說她的丈夫不是你以為的那個人,你孩子的父親可能不會回來。這種對話,不需要保鑣。

他叩了三下。銅環敲在鐵門上,發出沉悶的響聲,像某種古老的敲門儀式。院子裡傳來一陣輕微的騷動——紗門被推開的吱嘎聲、拖鞋踩在碎石子上、然後是赤腳踩在玄關木地板上的聲音。過了一會,門上的一個小窺視窗從內側拉開了。金屬滑蓋被推開時發出輕微的摩擦聲。





一雙女人的眼睛從鐵片後面看著他。大約四十歲,也許更年輕一點,眼角周圍已經有細紋了,但不是很深的那種。眼神是乾淨的——不是那種被社會磨出來的乾淨,不是那種受過太多傷之後才學會的乾淨。是那種長年住在安靜的地方、不需要防備任何人的乾淨。她的頭髮隨便用一根鯊魚夾夾在腦後,穿著一件米色的棉質家居服,領口的扣子鬆了一顆。一隻手還濕濕的,大概是剛在洗碗,指尖還沾著一點泡沫。

「請問找誰?」她的聲音很輕,像是習慣了不大聲說話。

「林小姐,我姓顧。我是顧正邦的姪子。」

窺視窗後那雙眼睛在聽到「顧正邦」三個字的時候,閃了一下。不是驚慌——驚慌是快速眨動、瞳孔收縮。她沒有,她只是眨了一下眼睛,很慢,像水面被風吹皺了一下,然後恢復平靜。不是恐懼。是某種更接近疲倦的認命——他終究還是派人來了。她等了七年,等的不是他派人來接她,就是等他派人來趕她。她從來不確定會是哪一個。

「請等一下。」窺視窗關上了。金屬滑蓋闔上的聲音比打開時更輕,像是怕吵到誰。





鐵門後面傳來輕微的腳步聲、紗門推開的聲音、然後是一串鑰匙的碰撞聲。她開了鎖——不是一道鎖,是兩道。門把上一個,門框上還有一個鏈條鎖。她一個人帶著孩子住在這裡七年,每一道鎖都是自己加的。門開了一條縫。她站在門後,個子比他想像中更嬌小,赤腳穿著室內拖鞋,粉紅色的,鞋面上印著一隻兔子。腳趾上塗著淡粉色的指甲油,已經有些斑駁了,顏色從邊緣開始剝落。她看起來不像被豢養的情婦——沒有那個階級通常會有的精緻妝容和過分保養的距離感。她更像一個選擇隱居的人,一個把自己從世界裡抽出來、安安靜靜住在山腳下等一個人偶爾來敲門的人。

「正邦不在這裡。」她說,語氣平穩但謹慎。她沒有把門完全打開,身體還是擋在門縫中間。不是不歡迎,是習慣性保護。

「我知道。我不是來找他的,我是來找妳的。」

「我?」她微微歪了一下頭,那雙乾淨的眼睛裡第一次出現了一點點疑惑。不是懷疑,是真的聽不懂。顧正邦的家人從來沒有人來找過她,連電話都沒有。她是那個在家族照片裡被剪掉的人。

「只是談談。」

她猶豫了很短暫的一瞬間。視線從他的眼睛移到他的領帶夾——那枚銅質的鷹,1982——然後又移回他的眼睛。她做了一個決定,往後退了一步,把門拉開。鏈條鎖在門框上輕輕晃了一下。

「進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不是熱情,是同意。像在說:我等了七年,不管你要說什麼,我都準備好了。

庭院不大,鋪著碎石子,踩上去會發出細微的沙沙聲。角落種著一棵雞蛋花樹,不是花季,枝葉光禿,只有幾片葉子在風中輕輕點頭。樹下停著一台小小的三輪車,塑膠車身,粉紅色的,是那種在玩具反斗城買得到的款式。手把上掛著一個已經褪色的恐龍吊飾——綠色的暴龍,嘴巴張得很大,塑膠漆被太陽曬到變成淡淡的草綠色,尾巴斷了一小截。車籃裡放著一包沒吃完的乖乖,奶油椰子口味,包裝開口用夾子夾著,夾子上貼著一張恐龍貼紙。看起來是今天的點心,吃到一半被叫去睡午覺。





他走過那台三輪車的時候,腳步沒有停,但眼睛在那隻恐龍吊飾上停留了一拍。張家豪也有一個恐龍吊飾,掛在書包上,綠色的,跟他說恐龍可以有六隻腳、會飛、是外星來的。每一個喜歡恐龍的孩子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恐龍,他們把牠掛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這樣牠就不會孤單。

客廳很簡單。布沙發,淺灰色的,扶手上鋪著一條鉤針編織的白色方巾,手工的,邊緣不太整齊。木頭茶几,桌面上擺著一盒面紙和一本翻到一半的繪本——《你看起來很好吃》,封面是一隻暴龍和一隻小甲龍。電視櫃上沒有電視,只有一個魚缸,缸底鋪著彩色的玻璃珠,紅的藍的綠的,塑膠水草在氣泡中輕輕搖曳。魚缸裡養著幾條孔雀魚,公的尾巴很大,橘色和藍色相間,母的是樸素的銀灰色。牆上掛著幾張孩子的塗鴉,用膠帶貼著,有些膠帶已經失去黏性,邊緣翹起來。畫著恐龍、太空船、一個高高的人牽著一個矮矮的人——恐龍是綠色的,太空船是銀色的,高高的人穿著深色的衣服。不是張家豪的畫,但每一個孩子畫的牽手圖,構圖都是同一個公式:一個大人,一個小孩,手牽手,天空是藍的,太陽是黃的,大人很高很高,小孩很矮很矮。

「我去泡茶——」她轉身要往廚房走,語氣像在接待一個真正來喝茶的客人。她大概很久沒有接待過任何人了,動作有點生疏,不知道手要放哪裡。

「不用。我不是來喝茶的。」他的語氣比自己預期的更溫和。

她停下來,站在客廳中央,跟他隔著一張茶几。窗外,北投的午後很安靜,只有遠方不知哪一戶人家的風鈴在風中輕輕撞擊,發出斷斷續續的叮叮聲,音色很脆,像在敲玻璃杯的邊緣。

「他知道妳的存在嗎?我嬸嬸。何玉蘭。」

她的肩膀微微僵了一下,然後慢慢鬆開。不是那種被揭穿秘密的驚慌,是那種「終於有人問出這個問題了」的鬆懈。她把一隻手放在沙發椅背上,手指輕輕抓著那條鉤針方巾的邊緣。





「不知道。正邦說,等他處理完公司的事,就會接我們出去。他說他兄長走得太早,留下一個不成材的兒子,集團不能交給那個人,他必須扛著。等他培養好接班人,就可以退休,可以光明正大地跟我們在一起。」她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像在背一段她聽了太多遍、已經可以倒背如流的台詞。不是輕蔑,是陳述。像一個人在講一個已經講了太多次、連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睡前故事,但每次講的時候還是會放輕聲音,因為故事裡的人是她自己。

「他說的那個不成材的兒子,是我。他有沒有跟妳說過,公司的事是什麼事?」

「他說他兄長過世之後,集團亂成一團,董事會裡有人想趁機把公司賣掉,他必須留下來穩住局面。」她把方巾的邊緣捲起來,又放開。棉線被她的手指壓出一道淺淺的摺痕。

「他有沒有跟妳說過,他兄長是怎麼死的?」

她搖頭。

「急性心肌梗塞。死在辦公室的電梯裡。從四十二樓下降到地下停車場,心臟停止跳動。法醫說壓力引起的心臟麻痺。他死的那天,最後一通電話是打給妳丈夫的。他們講了十二分四十六秒。掛斷之後四小時,他死了。」他停了一下,看著那條被她的手指反覆撫摸的方巾。「他死之前正在查妳丈夫的海外帳戶。」

她的手指停在方巾的邊緣,不再動了。窗外那串風鈴還在響,但聲音忽然變得很遠很遠。

「他有沒有跟妳說過,一個叫陳浩然的人?三十二歲,在一間科技公司上班。存款八十萬,沒有前科,死的那天是他生日。他女朋友跟他的兄弟偷情,他在自己家裡撞見,兄弟用酒瓶砸碎了他的頭骨。他死的時候,女朋友站在旁邊,沒有叫救護車,沒有報警。她看著他斷氣,然後繼續過她的日子。」他的語氣沒有起伏,但他把音量壓得很低,低到像在說一個祕密。





「那個兄弟,是妳丈夫安排的棋子。那個女朋友,也是。他們不是偶然出現在陳浩然的人生裡,是妳丈夫把他們放在那裡,一步一步,三年,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磨成粉末。」他看著她的眼睛。那雙乾淨的眼睛裡,有什麼東西正在慢慢碎裂,不是玻璃碎裂的那種一次破到底,是冰河融化,一大塊冰從邊緣開始一點一點崩落進水裡,沒有聲音。「他殺人。殺我父親,殺一個叫陳浩然的年輕人,殺一個幫他調醫院病歷的技術人員——那技術員在香港被車撞死,肇事車輛用假護照租的,租車人跟他的祕書有通聯。他安排棋子去偷、去騙、去滅口。他現在要用最後一筆錢逃出台灣——那筆錢本來鎖在香港,但他最近在解凍。他沒有要帶妳跟孩子走,因為他永遠有下一個戰場要打。他不會退休。他不會退。」

她看著他,那雙乾淨的眼睛裡,眼淚沒有掉下來。不是忍住,是忘記怎麼掉了。她等了七年,等到的第一個從顧家來的人,不是來接她,不是來趕她,是來告訴她真相。而她聽完了,全部聽完了,沒有打斷,沒有否認,沒有說「你騙人」。也許她早就猜到了。一個女人住在一個男人買給她的房子裡七年,看著他每週六下午來,晚上就走,看著他接電話時走到院子裡把聲音壓得很低,看著他從來不讓她出現在任何公開場合。她不可能什麼都沒猜到。她只是沒有問,因為她怕一問,那七年就會變成謊言。而她只有這七年。

「你需要我做什麼?」她說。聲音沒有裂開,只是變得很輕,輕到每一個字都像從很遠的地方寄來的信,郵戳模糊了,但墨水還是原來的顏色。她把茶几上那杯他沒有喝的茶拿起來,自己喝了一口,手在發抖——不是害怕,是壓抑,是把一個七年的謊言從喉嚨吞下去。

「不用做任何事。」他把語氣放慢了一點,慢到像在跟一個受傷的人說明傷口的處理方式。他看見她無名指上那枚銀戒指,戒面磨得發亮,沒有任何花紋,沒有鑽石,沒有刻字,不是名牌,不是什麼傳家寶,就是一枚很普通的銀戒指。款式很老了,邊緣被長年配戴磨得溫潤。可能是他年輕時送她的第一個禮物。她戴了這麼多年,捨不得換。「我要妳選。帶孩子先走,離開這棟房子,離開台北。不用太久,一個月就好。一個月之後,所有的事情都會結束。戰爭會結束,他也會結束。」

「然後呢?」

「然後妳可以重新開始。用妳的名字,不是他的名字。妳叫什麼名字?」

她愣了一下,像這個問題已經很久沒有人問過了。「林靜。」





「林靜。顧正邦送給妳的所有東西——這棟房子、車子、存摺——都不要帶。帶妳自己的東西就好。帶妳自己,帶孩子,帶那隻恐龍玩偶。到南部去,找一間小公寓,找一個他找不到的地方。一個月之後,妳可以打開電視,看新聞,看事情結束了沒有。結束之後,妳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妳不是他的附屬品,妳不是他藏起來的人。妳是林靜。妳有一個喜歡恐龍的兒子很會畫畫,畫恐龍的時候會把恐龍的腳畫成六隻。」

她把那枚戒指從手指上拔下來,放在掌心看著。無名指上留下了一圈淺淺的戒痕,皮膚比周圍更白一點。戒面反射著窗外午後的陽光,在牆上投下一個很小很小的光點,圓形的,像一顆靜止的星星。

「我沒有存款。他每個月給我生活費,現金。戶頭是我自己的名字,但那也是他開的。」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不是難過,不是委屈,是尊嚴。是在說:我知道你接下來要說什麼,但我不需要你的錢,我不是來跟你要錢的。我唯一值錢的東西就是這七年,但這七年已經被你說完的事實燒掉了。

他從西裝內袋拿出一個信封,放在茶几上。牛皮紙,沒有燙金,沒有任何標誌,封口沒有黏。跟她住了七年的這棟房子一樣,樸素,安靜,不需要任何裝飾。

「這不是我的錢。我爸——顧正堯——留了一筆錢。不是給妳的,是給小傑的。他是我堂弟。這是他祖父的錢,他姓顧,他有資格拿。」他把信封往她的方向推了半公分。推得很輕,信封滑過木頭桌面,發出一聲輕微的摩擦。

信封裡是方老先生幫他準備的一張支票。金額不多——跟顧氏集團那些動輒上億的交易比起來,這筆錢小得像一粒米。但夠母子倆在南部找一間小公寓,付頭期款,剩下的夠孩子唸到高中。

她沒有伸手去拿。她只是看著那個信封,像看著一個她不知道該不該打開的門。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她抬起頭,那雙乾淨的眼睛裡第一次有了一點點淚光——不是感動,是困惑。是真的聽不懂。「他是你的仇人。他殺了你父親,殺了你說的那個年輕人。你從頭到尾都在說他的罪。你為什麼要幫我?我只是他藏起來的人,我連你叔叔的正門都沒踏進去過。」

「因為妳兒子剛剛問我要不要留下來吃咖哩。」他站起來,把西裝外套的扣子扣上。那個動作很從容,像在結束一場會議。「在妳兒子問我那句話之前,我從來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界線。我查他的罪,一條一條查,查到後面我發現我跟他之間只隔著一條很細的線。他為了錢殺人,我為了復仇要把人剝光直到他們跪下來。我把自己活成了他的反面,但反面還是同一枚硬幣。反面還是他。我需要一條界線,一條他永遠不會做的事,來證明我不是他。」

他轉頭看了一眼走廊那頭。卡通主題曲換了一首,恐龍的名字被用歡樂的節奏唱出來,孩子跟著哼,五音不全,把「三」唱成「商」。他轉回來,走向門口。手放在門把上的時候,她的聲音從背後傳來。不再是薄薄的,不是那種怕吵到孩子而刻意壓低的輕聲。是厚的,是用力壓了很久終於被釋放出來的那種厚度。

「你說的那些人。你的父親,還有那個年輕人——」

「陳浩然。」他把手從門把上移開,側過身,看著她。「他叫陳浩然。三十二歲,在一間科技公司當行銷專員。他存了四年存到八十萬,放在一個他以為會跟他結婚的女人戶頭裡。他每天吃六十九元的便當,皮鞋脫膠了捨不得換。他死的那天是他生日,他一個人吃了麻婆豆腐飯,沒有人跟他說生日快樂。」

林靜把那枚銀戒指放在茶几上,放在那本翻到一半的繪本旁邊。暴龍和小甲龍的封面被戒指壓住了一小角。她沒有哭,只是閉上眼睛,很慢很慢地吐出一口氣。她閉著眼睛的時候看起來更年輕。

「你幫他們討回公道之後,你會回來嗎?」

「回來哪裡?」

「這裡。」她睜開眼睛,看著他,不是看一個陌生人,是看一個她剛認識但已經知道他是誰的人。「跟小傑吃咖哩。他說要請你吃的,你跟他打了勾勾。他會記得。他最喜歡跟人打勾勾。他上幼稚園的時候跟園長打勾勾說他不會哭,他真的沒有哭。」她說這話的時候嘴角微微彎了一下,不是笑容,是母親談到自己孩子時那種無奈又驕傲的弧度。

他站在門口沒有回頭。客廳和玄關之間隔著一道紗門,紗門的網眼很細,看出去院子裡的雞蛋花樹變得模模糊糊。他想起他母親離開的那天,玄關的拖鞋整整齊齊擺著,他坐在那裡等到天黑,沒有人回來開燈。想起蘇婉晴說的「你總要有一個可以暫時不用打仗的地方」,想起張家豪在圖畫紙上畫的那三個人站在圖書館前面——穿黑色衣服的高高的人,穿淺藍色衣服的長頭髮的人,和一個矮矮的人。三個人手牽手,紅豆餅還冒著熱氣。

「會。但不要太早煮。我不一定能準時到。」他推開紗門,彈簧發出輕微的吱嘎聲。

門在他身後輕輕關上。他站在那條碎石子小徑上,午後的陽光已經轉成橘紅色,比來的時候更斜了一點。雞蛋花樹的影子落在三輪車上,那包乖乖的包裝被陽光照得發亮,奶油椰子四個字反著光。北投的午後還是很安靜,巷子裡沒有車,沒有行人,那隻恐龍吊飾在三輪車手把上輕輕晃著,可能是剛才他走過時帶起的風。桂花枝葉在風中輕輕搖晃,還是沒有香氣,但他知道九月就會開了。那串風鈴還在很遠的地方響著,聲音比來的時候更輕了,像那陣風正在慢慢停下來。

他走出那條巷子。阿杰靠在車旁,看見他出來,把菸捻熄在隨身菸灰缸裡——他不記得阿杰什麼時候開始抽菸了。阿杰拉開後座車門,他沒有馬上上車。他回頭看了一眼那棟灰色空心磚圍牆的別墅。二樓的窗簾動了一下,不是風,是有人在窗簾後面。然後窗簾被拉開了——不是全部拉開,只是一個小小的縫隙——有一隻小手貼在玻璃上,手指張開,掌心對著他。孩子的手,五根手指短短的,指甲剪得整整齊齊。他沒有揮手,只是把掌心貼在玻璃上,像在說:我看到你了,你不要忘記打勾勾。

他把手舉起來,掌心對著掌心。隔著一條巷子、一道圍牆、一扇二樓的玻璃窗,中間的空氣被夕陽染成淡淡的橘色。他不知道自己舉了多久。也許只有幾秒,也許很久。然後他坐進車裡。

「顧少,接下來去哪裡?」

「顧雅琳的辦公室。她等很久了。」他把頭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車子發動的時候,引擎的低鳴在安靜的巷子裡聽起來特別清楚。他睜開眼,看著後視鏡裡那棟別墅慢慢變小,最後被桂花枝葉遮住,只剩下一角墨綠色的鐵門。

他把今天看到的東西一件一件歸位:那枚磨到發亮的銀戒指,放在茶几上,壓在繪本的封面,她可能明天才會重新戴回去,也許不會。那包奶油椰子口味的乖乖,夾子夾得好好的,吃完之後那個夾子還會繼續夾別的東西。那台粉紅色三輪車手把上褪色的恐龍吊飾,跟張家豪書包上那隻是同一隻——同一個品牌,同一種綠色,連尾巴斷掉的位置都一樣。那個孩子的勾勾手,指甲剪得整整齊齊,他說「打勾勾」的時候舌頭碰到上顎,發出一點點漏風的聲音。

還有那扇二樓窗戶上的小手掌,五根手指張開,掌心對著他。那不是恐龍吊飾,不是乖乖,不是銀戒指。那是一個孩子對他父親的姪子——他的堂哥——說再見。他不知道堂哥要去哪裡,他只是覺得應該要說再見,因為媽媽說跟人說再見才有禮貌。

他睜開眼。後視鏡裡那棟別墅已經看不見了,只剩下一條安靜的巷子,和巷口那棵雞蛋花樹的枝葉在風中搖晃。

「去查顧正邦最近的出境紀錄。他如果發現金流被香港扣住,一定會想逃。不能讓他出境。」

「明白。」阿杰單手握著方向盤,另一手把平板遞到後座。「霍廷恩先生今天下午傳了一份文件來。他說這是『顧正邦最後一根稻草』。他運用那個私募基金的內部條款,單方面啟動了反洗錢調查。不是透過法院,是基金內部自律機制——Club Serpent的會員多數票通過,因為他們也不想被捲入刑案。現在那筆四億資金被香港金管局正式凍結,不是暫時凍結,是刑事調查層級的凍結,要解凍需要三個主管機關同時簽名。顧正邦不只拿不出來,還必須親自去香港說明資金來源——金管局的正式函文已經寄到他台北的辦公室了。如果他去了,就回不來了——香港廉政公署手上有一份副本。如果他不去,錢就永遠拿不到。無論哪一種,那筆錢都不再是他的。」

「所以他現在是困獸了。沒有錢,沒有退路,董事會上禮拜又輸了。聲請狀剛剛遞進法院,他祕書大概再過幾分鐘就會打電話告訴他。」顧天辰把平板放下,看著車窗外夕陽正在把整條中山北路染成深橘色。「他下一步會做什麼?」

「最瘋狂的事。」阿杰說。他沒有回頭,但握著方向盤的手指微微收緊了一點。不是害怕,是備戰。

車子在夕陽中往南行駛。經過那間小學的時候,剛好放學。孩子背著書包從校門口湧出來,像一盒被打翻的彩色糖果,紅色書包、藍色書包、綠色書包,在紅磚道上跳來跳去。他沒有看到張家豪,但看到蘇婉晴站在校門口,手裡拿著一個紅豆餅,正在跟那個賣紅豆餅的阿婆說話。阿婆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笑得很開心。他沒有叫阿杰停車。他只是看著那個畫面從車窗裡慢慢移過去,然後把頭轉回來。

「阿杰。」

「是。」

「你覺得那個孩子——」他停了一下。「長得像他嗎?」

阿杰從後視鏡裡看了他一眼。不是那種職業化的瞥視,是真正看進眼睛裡的看。「不像。他比較像他媽媽。笑起來的時候,牙齒很整齊。」

「那就好。」他把窗戶降下來一點,讓風吹進來。風裡有紅豆餅的味道,甜的,但不膩。

那是陳浩然從來沒有聞到的味道,但他聞到了。

第二十三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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