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環碼頭: 第十九章 鍍金時代

一九六三年，黃耀祖五十四歲。

香港變了。

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這座城市像一個被注入激素的少年，在短短幾年間急速膨脹。人口突破三百萬，荃灣與葵涌的衛星城市開始成形，天星小輪在維港兩岸穿梭不息。製造業取代轉口貿易成為經濟支柱，製衣廠、塑膠廠、玩具廠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數十萬工人每天都在工廠和徙置區之間往返。

碼頭的生意比以前更忙了，但錢的味道也變了。

黃耀祖站在東和有限公司的辦公室窗前，望著維多利亞港對岸的九龍半島。那裡的天際線正在改變——新建的公屋和工廠大廈取代了戰前的矮房和荒地，霓虹燈開始在夜幕降臨時閃爍，把整條彌敦道染成一片五光十色。他想起父親當年說過的話：「有啲錢，唔賺得。」那時候父親指的是毒品。但現在，這座城市似乎已經不再理會什麼錢能賺、什麼錢不能賺了。只要能賺錢，就會有人去做。





六十年代這十年，是香港黑白勾結的年代，也是偏門生意最昌盛的年代。

「四大探長」——在這個年代建立起龐大的貪污帝國。警隊內部，探長們各自擁護與自己同鄉背景的社團，形成錯綜複雜的利益網絡。東莞籍的探長關照東莞人，潮州籍的探長關照潮州人，各據山頭，各做生意。黑白之間的界線，變得前所未有地模糊。只要交足錢，賭檔、煙格、色情場所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營業。

百花齊放。有人這樣形容這個年代。地產商在填海地上建起一棟又一棟的高樓大廈，電影院每晚都排著買票的人龍，茶樓酒家的生意好到要分兩輪入座。但百花齊放的背後，每一朵花都扎根在黑白兩道的灰色土壤裡。撈家要開到檔口，要得到探長同意；娛樂場所要平安無事，要交錢；茶樓酒家要順利經營，要有人在背後「關照」。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也沒有人想獨善其身——這個年代，大家都只想賺錢。

黃耀祖記得，他父親的年代，江湖和警察之間有一個明確的界線。你交規矩費，警察就不會搞你；你不交，警察就會找你麻煩。那是一種簡單的交易，不需要稱兄道弟，不需要稱呼對方「老細」。但現在不同了。現在，探長是生意夥伴，是保護傘，是朋友——或者說，是彼此利用的棋子。時代變了，規矩也變了。
在這種環境下，東義和也開始變了。

不是黃耀祖想變，而是時代逼著他變。碼頭搬運的利潤雖然穩定，但偏門生意的利潤卻愈來愈厚。一些東義和的分堂頭目，在警隊內部東莞籍探長的默許下，開始涉足賭檔和娛樂場所的生意，不再局限於碼頭上那一包一包的白米。





黃耀祖知道這些事。他沒有下令禁止——不是不想，而是知道禁不了。他只能在背後確保這些生意不越過兩條底線：不碰毒品，不逼良為娼。這是父親留給他的規矩，也是他對自己的底線。至於其他的，他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榮哥看出了他的掙扎。他的背這幾年駝了許多，走路時要拄著拐杖，但他仍然每週見黃耀祖三次。

「你變咗。」有一天，榮哥在東和有限公司的寫字樓裡對他說。窗外下著雨，雨水打在街上，發出細碎的聲響。

「邊度變咗？」黃耀祖問。

「以前你唔會俾任何偏門生意喺東義和存在。」





黃耀祖沉默了許久。

「榮哥，」他終於開口，「你話，如果我今日唔俾佢哋做，佢哋會唔會唔做？」

榮哥沒有回答。

「會做。」黃耀祖自問自答。「佢哋會偷偷做，會繞過東義和做，會同出面嘅人夾份做。到嗰陣時，我連管都管唔到。」

他轉頭看向榮哥，那雙眼睛仍然銳利，但眼角已經佈滿了深刻的皺紋。「與其俾佢哋喺我睇唔到嘅地方亂嚟，不如俾佢哋喺我睇到嘅地方做，至少我可以控制住兩條底線。」

港島區總華探長姓馮，是東莞移民的第二代，能說流利英語，在警隊裡爬得很快。他在一次酒宴上主動結識黃耀祖，態度恭敬，叫他一聲「耀哥」，但黃耀祖知道，這種恭敬背後是利益的算計。

那場酒宴設在中環一間高級酒樓的貴賓廳，出席的還有幾個南北行的富商和一個地產商。席間觥籌交錯，談的是哪塊地皮值錢、哪個項目有潛力、哪條線路可以合作。黃耀祖坐在席上，聽著那些數字在空氣中飛來飛去，忽然意識到，這個年代跟他父親的年代最大的不同，不在於警察，不在於偏門生意，而在於錢。
以前，錢是托米托出來的，是一包一包數出來的。現在，錢是從地皮、股票、牌照、關係網裡變出來的。以前，你可以選擇不碰某些錢。現在，你不碰，別人會碰；然後，別人會用那些錢來打壓你，把你逼到牆角。





他忽然想起父親的帳簿——那本被他放在家中抽屜裡、紙張已經發黃變脆的帳簿。那本帳簿上記錄的每一分錢，都是用肩膀托出來的——白米搬運費、兄弟分紅、醫館開支、運柩回鄉基金。每一筆數字的背後，都是一個人在碼頭上流下的血汗。而現在，東和有限公司的帳簿上，每一筆收入都是用關係、用權力、用偏門生意換回來的。他不知道哪一種錢更乾淨，但他知道，時代已經回不去了。

「耀哥，我阿爸係東莞人，你老竇都係東莞人。」馮探長舉起酒杯。「我哋應該合作。」

「點合作？」黃耀祖問。

「你有勢力、有地頭、有人手；我有權力、有情報、有保護。」馮探長說。「呢個時代，係講合作嘅時代。你嘅人想要做生意搵錢，我嘅人需要油水。大家各取所需，河水不犯井水。」

黃耀祖沒有立刻回答。他看著眼前這個比他年輕的人——四十出頭，西裝筆挺，說話時那雙眼睛裡帶著一種他在很多人臉上見過的自信。這個人不像駱富探長。駱富是真心想幫東莞同鄉，這個人只是想在東莞同鄉身上找到可以利用的資源。但他也知道，在這個年代，拒絕一個探長的「合作」，等於把他推向自己的對手。

潮州籍的探長們已經在大力扶持潮義聯。這些年來，潮義聯的勢力迅速膨脹，從香港島的碼頭生意擴展到賭檔、煙格和娛樂場所。他們背後，有潮州籍探長撐腰。如果東義和不接受馮探長的「好意」，他們很快就會被潮義聯壓過。這不是一個選擇題——這是生存。

「有兩條底線。」黃耀祖終於說。





「請講。」

「第一，唔掂毒品。第二，唔逼良為娼。其他嘅嘢，你同我嘅人傾。」

馮探長微微一笑，舉起酒杯。「耀哥果然係黃勝個仔。」

黃耀祖沒有笑。他知道，這句話不是讚美，是提醒——提醒他，他的名字背後，是一個用了兩代人建立起來的信譽。而這個信譽，在這個百花齊放的年代，正在被一點一點地磨蝕。他忽然想起父親在風雨中托起最後一包米的身影，想起那隻佈滿老繭的手，想起那句「你將來就算變成咩樣都好，唔准睇唔起呢對手」。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那是一雙握筆的手，沒有托過米的痕跡。但他不知道，父親會怎樣看待他今天的決定。

有一天，灣仔分堂的頭目來找黃耀祖。

那頭目四十來歲，姓王，是戰後從東莞來的。兄弟們都叫他「王師爺」——他讀過書，有點文化，能寫會算，說起話來條理分明，不像其他分堂頭目那樣滿口粗話。他加入東義和不過十多年，憑著腦筋靈活，一路爬到分堂頭目的位置。黃耀祖對這個人印象不錯——至少他說話之前會先想清楚。

「耀哥。」王師爺站在辦公桌前，手裡拿著一個薄薄的牛皮紙袋。他把紙袋裡的東西抽出來，是一張手畫的平面圖，上面用鉛筆標著每一個房間的尺寸和位置。「灣仔春園街有間唐樓，二樓非常適合開檔。我同業主傾過，佢肯租。馮探長嗰邊我已經打過招呼，佢話冇問題。」

黃耀祖接過那張平面圖，看了一眼。王師爺的字一筆一劃都很清楚，連廁所的位置和用作「散水」的後門都標了出來。這正是讀過書的人和草莽之輩的分別——王師爺做事，有計劃，有步驟，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有冇掂毒品？」黃耀祖問，沒有抬起頭。

「冇。只係做賭檔。」

黃耀祖就沒有再問。王師爺等了一會，見黃耀祖不再說話，便收起那張平面圖，鞠了一躬，轉身離開。走到門口時，他聽見黃耀祖在身後說了一句話，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很清楚：
「你一定唔可以掂白粉。」

王師爺回過頭，黃耀祖仍然低著頭看帳簿，彷彿什麼都沒有說過。但那雙翻著帳簿的手，停了一下。

「知道，耀哥。」王師爺回應黃耀祖，然後離開了。

兄弟們都知道——耀哥可以容忍賭檔，但白粉是底線中的底線。誰敢碰，就等於跟他過不去。

這十年，東義和從一個碼頭工人互助組織，逐漸蛻變成一個涉足偏門生意的龐大集團。





碼頭搬運仍然是表面上的核心業務，東和有限公司每年為旗下工人提供合法的就業機會，醫館仍然為東莞鄉里提供低廉的診金。但水面之下，賭檔和娛樂場所的收入已佔東義和總利潤的一半以上。

黃耀祖每天仍然去碼頭巡視。兄弟們仍然叫他「耀哥」。

這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樣沿著海旁走了一圈。走到貨倉門口時，他看到幾個老人坐在門口的石階上曬太陽。他們是東義和最老的一批苦力，有些從黃勝的年代就在碼頭上托米，最年輕的那個也過了六十歲。他們的背駝了，膝蓋彎了，那雙曾經托起過千百包白米的肩膀，如今連一件薄衫都壓得他們喘不過氣。

「耀哥。」其中一個老人看到他，想站起來。

黃耀祖擺了擺手，示意他坐著。「唔使起身。」

他在老人旁邊坐下。海風吹過來，帶著維多利亞港特有的鹹味。老人指著遠處一個正在吊貨的年輕工人說：「耀哥，你睇下嗰班後生仔。佢哋用叉車，用起重機，我哋嗰陣邊有呢啲嘢？全部靠膊頭，靠條腰，靠一條命。」

黃耀祖順著他指的方向望過去。一輛叉車正把幾個木箱從貨倉裡運出來，年輕的工人跟在旁邊，只負責用繩索固定貨物。他想起父親的年代——那時候沒有叉車，沒有起重機，只有赤膊的男人和他們肩上那條白布巾。

「時代唔同咗。」黃耀祖說。

「係啊。」老人嘆了口氣。「我哋呢班老嘢，除咗識托米，咩都唔識。好彩有東義和睇住，唔係嘅話，早就瞓街啦。」

黃耀祖沒有說話。他看著老人那雙佈滿老繭的手，想起父親——那雙手也是這樣，佈滿了托米留下的老繭和傷疤。而現在，他自己的手上只有握筆握出來的繭，薄薄的一層，比起父親和這些老人，根本算不上什麼。

但這些老人正在一個一個消失。他知道，總有一天，東義和裡最後一個見過黃勝的人也會離開。到那時候，還有誰會記得，這片碼頭曾經是怎樣被一包一包的白米堆起來的？

新朗已經十三歲了，正在皇仁書院讀中學二年級。他寫的字愈來愈工整，英文說得愈來愈流利。每天晚上，黃耀祖都會在書房裡教他算帳。但他從來不在新朗面前提起那些水面下的事。他希望新朗永遠不需要知道那些，永遠不需要面對那些抉擇。

有一天晚飯後，新朗坐在書房裡做功課，忽然抬起頭，問了他一個問題。

「阿爸，我學校有同學話，上環嗰邊啲人係撈偏門嘅。佢哋講緊咩呀？」

黃耀祖的手停在帳簿上。他沒有抬起頭，只是沉默了一會，然後說：「做功課啦。」

新朗沒有追問。他低下頭，繼續寫字。書房裡只有筆在紙上摩擦的聲音。黃耀祖看著兒子那雙白淨的手——沒有老繭，沒有傷疤，沒有托過任何重物。他希望這雙手永遠不會知道那些事，永遠不會碰到那些黑暗。

但榮哥知道，黃耀祖在自欺欺人。

那天傍晚，榮哥和黃耀祖坐在會館裡。窗外傳來了碼頭的汽笛聲，伴隨著苦力們收工的叫喝，一切好像跟四十年前一模一樣。但兩人都知道，一切都已經不同了。窗外那片海仍然閃爍著夕陽的金光，但碼頭旁邊的唐樓已經被拆了一半，遠處正在興建一棟二十層高的商業大廈。霓虹燈的招牌在暮色中亮起，把「黃金時代」四個字映在維港的水面上。

「新朗愈大，你瞞唔住佢㗎。」榮哥說。

黃耀祖沒有回答。他把那本父親留下的帳簿拿出來，翻到最後一頁。上面是父親的字跡：「耀祖讀完書，唔好做我呢行。」下面，是他自己多年前寫下的那行字：「阿爸，對唔住。我冇得揀。」

「我有時會諗，」黃耀祖輕聲說，手指在那行字上輕輕撫過，「如果我老竇睇到而家嘅東義和，佢會點樣？」

榮哥沉默了許久。窗外，又一棟大廈的霓虹燈亮了起來，把維多利亞港的夜色染成一片璀璨。

「佢會話，『你守唔住規矩，唔係你嘅錯。』」榮哥終於說。「『係時代變咗。』」

「但係規矩就係規矩。」黃耀祖說，聲音很輕。

「係。」榮哥說。「但係你老竇當年定規矩嗰陣，佢面對嘅係碼頭上嘅械鬥，係米商壓價，係差人收規矩費。佢冇面對過而家呢啲嘢。佢嗰條規矩，係用嚟應付佢嗰個時代嘅。」

他頓了一下，看著黃耀祖。

「你嘅時代，你要自己定規矩。」

黃耀祖沒有回答。他低頭看著那本帳簿，最後一頁上，父親的字跡仍然清晰。但那行字的旁邊，不知不覺間，已經寫滿了他自己的字——每一行都是一個決定，一個妥協，一個再也回不去的從前。

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夜色璀璨如星。那些他父親托過米的碼頭仍然繁忙，但碼頭旁邊的唐樓已經變成了高樓大廈，霓虹燈倒映在海面上，把整片海水染成五光十色。

這個年代，叫做百花齊放。但他知道，百花齊放的土壤裡，埋著多少再也無法回頭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