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黃耀祖五十八歲。

那一年,香港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六七暴動。左派人士響應內地文化大革命,在港九各處張貼大字報、發動罷工、放置炸彈。街頭到處都是「土製菠蘿」,每隔幾日就傳出爆炸聲,死傷者眾。人心惶惶,市面蕭條。

對黃耀祖來說,六七暴動的影響比雙十暴動更直接。東義和的碼頭在暴動期間幾近停擺,貨船不敢泊岸,貨倉堆滿了無法運出的貨物。賭檔和娛樂場所的生意也一落千丈——沒有人有心情在炸彈橫飛的日子去賭錢和娛樂。東義和的收入銳減,兄弟們的生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黃耀祖站在東和有限公司辦公室窗前,望著沒有人的街道,只有風吹動著幾張飄落的大字報,上面的墨跡被雨水沖刷得模糊不清。

「又係暴動。」他輕聲說。





「上次你頂得住,今次都頂得住。」榮哥坐在他身後,聲音沙啞但平靜。

「上次我有你。」黃耀祖說。

「而家你都六十四歲啦。」

榮哥沒有回答。他知道黃耀祖說的不是他的年齡,而是他的身體。這幾年,榮哥的背駝了許多,走路時要扶著拐杖,那雙渾濁的老眼雖然仍然銳利,但眼皮已經沉重得快要睜不開了。

暴動期間,馮探長——那個曾經主動結識黃耀祖的東莞籍探長——被調離了港島。新接任的探長姓洪,是潮州人,對東莞人毫無好感。他上任之後,潮義聯的勢力迅速擴張,開始蠶食東義和在灣仔的地盤。還有其他堂口的人在背後放冷箭、正面挑釁、趁亂挖走東義和的分堂頭目。





黃耀祖沒有反擊。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知道,在這個年代,任何大規模的衝突都會引來港英政府的鎮壓。他已經活了五十八年,見過太多人因為一時之氣而失去一切。他寧願退讓,也不願讓東義和再流一滴血。

但退讓的結果,是東義和的主要勢力範圍從港島北岸收縮至上環和西環一帶。那些曾經遍佈灣仔、港島東區的兄弟,如今只剩下一半。

有一天晚上,榮哥在會館裡對他說:「你仲記唔記得,你老竇當年同潮州鄭握手嗰陣,講過一句咩話?」

黃耀祖沒有回答。

「佢話:『以和為貴,唔係軟弱,係最有膽識嘅人先至做到嘅事。』」榮哥說。「你而家做嘅,就係呢樣。」





黃耀祖沉默了許久。窗外傳來了遠處的爆炸聲,沉悶而壓抑。

「榮哥,」他終於開口,「你信唔信,有時退讓比打交更需要膽識?」

「我信。」榮哥說。

「但你嘅兄弟未必信。」

這句說話像一根刺,輕輕地刺進了黃耀祖的心臟。

一九六八年,暴動平息。市面逐漸恢復,東義和的生意也慢慢回到正軌。但黃耀祖知道,有些東西已經回不去了。

新一代的兄弟已經不知道「勝哥」是誰。他們只知道東義和是一個有碼頭生意、有賭檔和各種偏門生意的組織。黃勝的名字,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遙遠的傳說——就像鍾海、添叔、強仔一樣,是一些在叔父輩口中偶爾提起的故人。

黃耀祖不再每天去碼頭了。他的身體開始出現各種毛病——幾十年來的操勞和壓力,讓他的腰背經常隱隱作痛。





黃新朗這一年十八歲,正在皇仁書院讀預科。每天放學回家,他都會在書房裡溫習到深夜,準備大學入學試。黃耀祖有時候會坐在他對面,看著兒子埋頭苦讀的身影,想起自己當年也在同一間學校、同一盞燈下讀過書。那時候他十七歲,剛接手東義和,在碼頭上跟著強仔學規矩。現在新朗走的路,比他當年更遠、更乾淨,也更光明。

一九六九年,黃耀祖六十歲。

那年夏天,新朗收到了香港大學法律系的錄取通知書。他是皇仁書院那一屆預科生中成績最好的幾個之一,校長親自寫了推薦信。黃耀祖拿著那封錄取通知書,反反覆覆看了好幾遍,然後整整齊齊地摺好,放進父親留下的那本帳簿裡。

「你老竇一定好開心。」榮哥說。

「係!我老竇一定會好開心。佢個孫考到港大法律系!」黃耀祖興奮地說。

新朗入學那天,黃耀祖親自送他到港大。他站在般咸道的港大校門外,看著兒子走進那座他從未踏足過的校園。校園裡有紅磚建築、有修剪整齊的草坪、有捧著書本的年輕人在陽光下走過。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父親送他去皇仁書院的那個早晨。那時候他站在家門口等黃包車,父親站在他身後,什麼都沒有說。

現在輪到他站在校門外,什麼都沒有說。





新朗回頭看了他一眼,揮了揮手。黃耀祖點了點頭。然後他轉身,開著車沿著般咸道駛回上環。那條路不算長,他開得不快,因為他想多記住這一刻。

榮哥知道,黃耀祖心中有遺憾。

那天傍晚,榮哥和黃耀祖坐在會館裡。

「你唔想佢接手。」榮哥說。不是問句。

「唔想。」黃耀祖說。「我送佢去皇仁,送佢去港大,就係唔想佢同我一樣。」

「但係你唔甘心。」

黃耀祖沉默了許久。

「係。」他終於承認。「我用咗一生心血去守住呢個攤子,最後發覺,冇人可以交棒。」





榮哥沒有回答。兩人都知道,這是事實。東義和的下一代,要麼是像大隻雄那樣只顧賺錢的人,要麼是像新朗那樣不願涉足的人。沒有一個是願意繼承黃耀祖的規矩,又能夠在時代的浪潮中生存下去的人。

那天傍晚,黃耀祖一個人坐在書房裡,翻看那本父親留下的帳簿。帳簿已經翻得快要散開了,最後一頁上,父親的字跡已經褪色,但「耀祖讀完書,唔好做我呢行」這行字仍然清晰可見。

他拿起筆,在那行字下面又寫了一行:「新朗讀完書,終於做咗我冇機會做嘅人。」

寫完之後,他看著那行字,忽然覺得這一生,好像也沒有那麼遺憾了。

一九七零年,黃耀祖六十一歲。他的身體開始出現更大的問題。

那年夏天,他回東和有限公司的辦公室查看文件時,忽然感到胸悶氣短,額頭滲出冷汗。他放下筆,想站起來,但雙腿發軟,整個人向後倒去。秘書剛好推門進來,看到這一幕,一個箭步上前扶住了他。

「叫十字車!黃生暈低咗!」秘書非常急切地大吼。





經醫生診斷,是心臟問題。他說黃耀祖需要接受治療和休息,不能再操勞。黃耀祖躺在病床上,聽完醫生的話,沒有說什麼。他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

從那天起,他把東義和的事務和生意全部交給了幾個信得過的叔父和生意伙伴,自己則退居幕後,每天在家裡靜養。新朗每個週末從港大回來看他,帶一些法律系的趣聞,告訴他哪個教授特別嚴厲、哪個同學來自南洋、哪個案例特別精彩。黃耀祖坐在椅子上,聽著這些他聽不太懂的話,臉上是滿足的微笑。

有一天,新朗問他:「阿爸,你後悔過嗎?」

黃耀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夕陽正在緩緩下沉,把維多利亞港的海水染成一片金紅色。

「後悔咩?」他問。

「接手東義和。」

黃耀祖沒有立刻回答。他想起父親在風雨中托起最後一包米的身影,想起強仔在靈堂上說「呢個位,係耀祖嘅」,想起自己在干諾道西面對潮州青的那個午後,想起那六個兄弟的名字,想起強仔臨終前握著他的手說「東義和,交俾你啦」。

「冇。」他終於說。「冇後悔。」

新朗沒有追問,只是靜靜地坐在父親身旁。夕陽的光線穿過窗戶,照在父子倆的身上,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很長。

一九七一年冬天,榮哥中了風。他倒下的那天,正在會館裡整理帳目——那是他為黃耀祖做的最後一件事。

黃耀祖趕到醫院時,榮哥躺在病床上,半邊身體已經無法動了。他的眼睛仍然睜著,仍然認得來看他的人。

「榮哥。」黃耀祖在床邊坐下。「耀哥。」榮哥的聲音沙啞,斷斷續續,但每一個字都清晰。「帳簿......我同你對好咗最後一頁。」

黃耀祖握著他的手,那隻手很輕,輕得像一片落葉。他想起很多年前——強仔走的時候,也是這樣握著他的手。榮哥的手比強仔更粗糙,上面佈滿了多年托米留下的老繭和傷疤。

「多謝你。」黃耀祖說。就三個字。

榮哥沒有回答。他閉上眼睛,嘴角浮現一絲淡淡的微笑。

那天深夜,榮哥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他是東義和最後一個親眼見過黃勝托米的人。從此之後,那些關於創始人的記憶,再也沒有人能親口講述了。

黃耀祖站在榮哥的墳前。他想說些什麼,但發現自己已經找不到任何話可以說了。

「榮哥,」他終於輕聲開口,「你搵到我老竇嗰陣,同佢講聲,我呢度......唔知仲算唔算平安。」

沒有人回答他。只有風吹過墓園的聲音。

一九七二年,黃耀祖六十三歲。那年夏天的一個清晨,他躺在床上,沒有醒來。他走得很安詳,沒有痛苦。

消息傳遍整個上環碼頭。那些曾經跟隨黃勝、強仔、榮哥的老一輩兄弟幾乎都已經不在了,新一代的兄弟們沒有像當年黃勝過身時那樣自發停工,只是默默地繼續開工。有人把消息帶到干諾道西,帶到德輔道西,帶到灣仔,帶到九龍,帶到那些曾經遍佈東義和足跡的地方。

喪禮那天,來了很多人。東義和的兄弟、東和有限公司的員工、東莞同鄉、干諾道西的米商代表、德輔道西的海味商人、潮義聯派來的代表、其他堂口的代表、還有一些黃耀祖在商會認識的商人。

但那些人都不是他真正想見的人。

靈堂外忽然響起一陣鑼鼓聲。那不是喜慶的鑼鼓——鼓聲帶點沉穩而肅穆,一下一下,像心跳一樣敲在每個人的胸口上。人群自動讓開了一條路,一頭黑獅從街口緩緩舞來。

黑獅的獅頭以黑色為主,綴著深藍色的絨毛,額上繫著一條白布。獅身是素色的,沒有節慶時的斑斕花紋。兩個年輕的東義和兄弟舞著黑獅,他們的動作不像新年賀歲時那樣跳躍翻騰,而是沉穩、緩慢、步步凝重——每一步都像在丈量著從碼頭到靈堂的距離。

黑獅在靈堂前三鞠躬。每一次低頭,都伴隨著一聲低沉的鑼聲。在場的老一輩兄弟都知道,這是送別話事人的最高禮節——黑獅送行,是將逝者視為宗師,是對一生堅守規矩的最高肯定。

這是東義和的老傳統。那些從黃勝年代留下來的兄弟,在黃勝過身時也舞過黑獅——那時候他們舞的是素獅,獅頭上的黑紗被海風吹得獵獵作響。如今,將近五十年後,東義和的兄弟再次舞起黑獅,送別黃勝的兒子。

負責舞獅頭的,是當年跟過強仔的一個老兄弟的孫子。他從未見過黃耀祖年輕時的樣子,但他聽過無數關於「耀哥」的故事。此刻他舞著黑獅,跪在靈堂前,黑獅的獅頭緩緩垂下,額上那條白布輕輕觸碰地面。

新朗站在靈堂前,看著那頭黑獅。他從未在東義和的任何儀式中見過這一幕——父親從來不讓他接觸這些。但此刻,他看到黑獅在父親靈前低頭的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父親不只是他的父親,也是這些人的「耀哥」。

靈堂上掛著「德高望重」四個大字和黃耀祖的遺照——那張照片是幾年前拍的,照片中的他穿著整齊的西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那雙眼睛仍然銳利,像在看著每一個來送行的人。

遺照旁邊,放著那塊寫著「四」字的竹牌。新朗——今年二十二歲,剛從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穿著黑色西裝和孝服,站在靈堂前,對著每一位來致意的人鞠躬。他的眼眶泛紅,但沒有哭。

大隻雄也來了。他看著那幅遺照,那雙眼睛裡沒有了當年的挑釁,只有一種說不清的複雜——有敬畏,有不甘,也有一絲說不出口的感激。當年那十棍打在他身上,也打醒了他。他從此再也沒有碰過白粉生意,但他也永遠無法忘記,那天在關公像前,黃耀祖說的那句「執行」。

喪禮結束後,新朗一個人回到父親的書房。書桌上放著那本帳簿,翻到最後一頁。上面是祖父的字跡:「耀祖讀完書,唔好做我呢行。」下面,是父親多年前寫下的那行字:「阿爸,對唔住。我冇得揀。」再下面,是父親幾年前寫的另一行字:「新朗讀完書,終於做咗我冇機會做嘅人。」

新朗沉默了很久。然後他拿起筆,在那三行字下面,又寫了一行:

「阿爺,阿爸,多謝你哋。」

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夕陽正在緩緩下沉,把整片海面染成一片金紅色。碼頭上又有一艘貨船靠岸了,苦力們的呼喝聲從遠處傳來,穿過太平山街的窄巷,穿過東義和會館的木門,穿過時光的縫隙。那些聲音,和九十年前一模一樣。但聽那些聲音的人,已經換了三代。

—— 第二部 風雨滿城 完 ——

第三部 歲月如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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