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環碼頭: 第二十二章 逃離

黃新朗對上環碼頭最早的記憶，是……

那是一九六五年的秋天，他只有十五歲。那天放學後，他沒有直接回家，而是繞路去了上環碼頭。他想看看父親口中那些「碼頭上的叔伯」究竟是怎樣的——父親從來不在家裡談碼頭上的一些事，但那些叔伯的稱呼和來訪時壓低的聲線，早已在少年心中種下了好奇。
他躲在干諾道西一條橫巷裡，遠遠望著碼頭上那些赤裸上身、肩上搭著白布巾的苦力。就在那時，他看到一個年輕的苦力站在碼頭邊，被一群年長的苦力圍住。他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什麼，但聲音愈來愈大，夾雜著粗話和叫罵。那年輕人忽然跪了下來，向那些年長的苦力叩頭。有人從他手中搶過他肩上的白布巾，在他面前撕成兩半，扔在地上。然後他們開始打他——不是用鐵鉤，而是用拳頭和腳，一下接一下，那年輕人蜷縮在地上，沒有反抗，沒有叫喊，只是默默地承受著。

「佢做咗啲咩？」黃新朗聽到身邊有人在議論。

「聽講佢偷咗錢。東義和嘅人執行緊家法。」

黃新朗沒有再看下去。他悄悄退出了那條橫巷，從來時的路跑回家。他不知道「東義和」是什麼，但他知道那是父親的世界。一個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世界。





那畫面像烙印一樣烙在了他的記憶裡。

那晚，黃耀祖發現兒子去了碼頭。他沒有大發雷霆——不是因為他不生氣，而是因為他知道，兒子已經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他沉默了很久，最後只是說了一句話。

「以後唔准再去碼頭。聽到未？」

他的聲音很平靜，但那雙眼睛裡有一種黃新朗從未見過的東西——不是憤怒，是恐懼。不是憤怒他去了碼頭，而是恐懼他會留在碼頭。

「但係阿爺佢……」





「你阿爺就係唔想你行呢條路！」黃耀祖的聲音忽然啞了，像被人掐住了喉嚨。他抓住兒子的肩膀，那雙手在顫抖。「佢送我去皇仁，就係唔想我同佢一樣。我而家送你去皇仁，都係唔想你同我一樣。你明唔明白？」

黃新朗明白。他從父親顫抖的手中——那雙想保護他的手，那雙在幾十年風雨中仍然穩如磐石的手——明白了一切。那隻手簽過無數張貨單，握過無數次潮州青和馮探長的手，但此刻它顫抖得像一片落葉。不是因為憤怒，而是因為害怕——害怕兒子會走上同一條路。

他沒有再去碼頭。

那年之後，他把自己埋在書本裡。英文、數學、經濟、歷史——所有能讓他遠離碼頭世界的知識，他都拚命吸收。他在皇仁書院的圖書館裡度過了無數個午後，那些高高的書架和灰塵飛揚的陽光，成為了他少年時代最安全的避難所。

但圖書館的牆壁不是密不透風的。學校裡有些同學的父親是商人、專業人士、政府高級公務員，他們的住宅在半山和淺水灣，他們的飯桌上談論的是股市和賽馬。他們不知道東義和是什麼，但他們知道「上環嗰邊啲人」是「撈偏門」的。他們不會當著黃新朗的面說這些話，但他們的目光會在黃新朗走過時短暫交匯，然後移開。那種目光，黃新朗從小就認得——不是鄙視，不是敵意，而是一種客氣的、保持距離的審視，像在打量一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





他學會了在這種目光中保持微笑。他學會了在飯桌上不談父親的工作。他學會了在被問到「你屋企做咩生意」時，用「做運輸」三個字輕輕帶過。他在皇仁書院讀了七年書，但沒有一個同學去過他的家。他從來不邀請任何人。

在家裡，母親是他唯一的避風港。

母親姓林，是皇仁書院一位教師的女兒，知書識禮，說話溫和從不提高聲線。她喜歡彈鋼琴，那架從德國運來的直立式鋼琴是她父親送給她的結婚禮物，擺在一樓客廳的角落，與牆上祖父的遺照和那塊破舊的「四」字竹牌形成了一種古怪的對比。

黃新朗記得，父親不在家的夜晚，母親會獨自坐在鋼琴前，彈奏一些他聽不懂的曲子。那些曲子的旋律時而溫柔，時而哀傷，像在訴說著什麼她永遠不會說出口的心事。他曾經站在樓梯的轉角，偷偷聽母親彈琴。琴聲穿過花梨木樓梯的縫隙，一直飄到二樓走廊的盡頭——那是父親書房的方向。母親從來沒有推開過那扇門，但她的琴聲似乎總是朝著那個方向飄去。

有一次，他忍不住問母親：「媽咪，你彈緊咩歌？」

母親的手停在琴鍵上，沉默了一會，然後輕輕合上琴蓋。

「冇咩，隨便彈吓。」





她沒有再說，只摸了摸他的頭，便起身到廚房為父親熱湯。黃新朗望著母親的背影，忽然覺得她知道的遠比他想像中多——她知道東義和是什麼嗎？知道那本泛黃帳簿裡記著什麼嗎？知道那些來訪的「叔伯」並非普通運輸公司職員嗎？他從未問過，母親也從未說破。他們三個人——父親、母親、兒子——住在這棟美輪美奐的唐樓裡，卻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

他的家，是太平山街一棟三層高的老唐樓，門前嵌著一塊啞金色的銅牌，上面刻著兩個字——「黃宅」。這棟樓的外牆是米白色的，窗框是深褐色的柚木，陽台的鐵藝欄杆保留著上世紀初的模樣。與四周那些灰撲撲的舊樓不同，它保養得很好——不是那種推倒重建的新，而是那種被時間打磨過、卻仍然結實挺立的舊。

地下最初是祖父黃勝的居所。他從東莞走到上環碼頭，在這裡托了半輩子米之後，用積蓄買下了這一層，作為他在這座城市的第一個家。那時候這裡沒有銅牌，沒有車庫，只有幾件簡陋的家具和牆上那塊寫著「四」字的竹牌。他就在這地下的房間裡，度過了他人生最後的歲月——咳血之後躺在床上，握著兒子的手，說出那句「你係我個仔」。

後來父親黃耀祖賺到錢之後，把整棟唐樓買了下來，徹底翻新——地下改成了車庫，停著他那輛黑色的平治房車；一樓和二樓是住家，三樓是天台。天台上面種了幾盆羅漢松和桂花，還放著一張舊木椅——那是父親少有的休息地方，偶爾他會坐在那裡，喝喝茶，看看報紙書籍，或是望著維多利亞港的日落，一坐就是很久。

黃新朗從小就在這棟樓裡長大。他記得小時候，每逢下雨天，雨水會順著陽台的鐵藝欄杆滴落，在石板地上敲出細碎的聲音。他記得母親在一樓彈鋼琴時，琴聲會穿過木樓梯的縫隙，一直飄到三樓天台。他記得父親的書房在二樓走廊的盡頭——那扇他從來沒有推開過的門。他也記得地下的車庫。每次父親開車回來，車胎輾過石板地的聲音從地下層傳來，整棟樓都會輕輕震動。他會放下手中的筆，走到窗邊，看著父親的黑色平治緩緩駛入車庫，然後車庫的鐵門緩緩降下。

那棟樓也見證了黃家三代人的一切。而如今，它只是太平山街上一棟安靜的老唐樓，門口的銅牌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暗淡的光。路過的人不會知道，一百多年前，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從東莞走到這裡，在碼頭上托起第一包米，然後再也沒有離開過。

一九六九年，他十九歲，考進了香港大學法律系。那是全港最難考進的學系之一，也是離碼頭最遠的一條路。

他選擇法律，不只是因為成績好。法律對他來說，是秩序的化身——在法庭上，一切都有明文規定，有條文、有先例、有程序。沒有人可以用拳頭說話，沒有人可以用「家法」代替「法律」。他想要活在一個可以用邏輯和條文去理解的世界裡，而不是一個靠拳頭和規矩話事的世界。





他住進了港大的學生宿舍，把皇仁書院的校服收進家裡衣櫃深處，穿上了港大本科生的「綠袍（Green Gown）」、襯衫和西褲。他參加高桌晚宴、辯論隊、學生會，用流利的英語與教授討論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區別。他的世界愈來愈大，碼頭愈來愈小。

但他從來沒有告訴任何同學他的家庭背景。每當有人問起，他只說：「我阿爸做運輸。」這句話不是謊言——東和有限公司的業務確實包括運輸——但他知道，這句話隱瞞了多少真相。他見過父親書房裡那本泛黃的帳簿。他見過那塊寫著「四」字的竹牌。他見過那些「叔伯」看著父親時的眼神——那種混雜著敬重、感激、和畏懼的眼神。他知道東義和是什麼，但他選擇不知道。

這種選擇性的無知，是他在港大三年裡最沉重的包袱。

有一次，在「香港法律導論」的課堂上，教授談到了《社團條例》和三合會問題。教授在講台上講述著那些堂口的歷史、那些入會儀式、那些江湖規矩。黃新朗坐在教室的中間，手心出汗，但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沒有發言，沒有提問，只是低著頭，假裝在抄筆記。但那堂課的內容，他一個字都沒有忘記。教授提到的每一個地名——上環、西環、灣仔、油麻地——都讓他想起父親書房裡那本帳簿上的字跡。

下課後，他一個人走到陸佑堂後面的草地上，坐了很久。他想起那個跪在碼頭上被執行家法的年輕人，想起父親顫抖的手，想起母親彈琴時那個朝著書房方向的琴聲。他忽然覺得，自己無論逃到哪裡，都無法真正離開那個世界。

一九七二年，黃新朗二十二歲。

那年夏天，他剛從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父親去世。





葬禮上來了很多人。那些他從未見過的「叔伯」排著隊前來鞠躬，有些人的西裝袖口下露出青色的紋身，有些人走路時不自覺地駝著背——那是長年托重物留下的痕跡。他們叫他「耀哥個仔」，目光中帶著好奇，也帶著某種他當時讀不懂的期待。那種期待讓他不安——他們看著他的目光，不像是在看一個剛剛喪父的年輕人，而像是在看一個可能的繼承人。

他站在靈堂前，穿著孝服，戴著黑框眼鏡，一派讀書人的樣子，與那些江湖人格格不入。像一個誤闖江湖葬禮的陌生人，在父親靈前，成了最不自在的那個人。

葬禮結束後，黃新朗回到父親的書房。書桌上放著那本帳簿，翻到最後一頁。上面是祖父的字跡：「耀祖讀完書，唔好做我呢行。」下面，是父親多年前寫下的那行字：「阿爸，對唔住。我冇得揀。」再下面，是父親在他考入港大那年寫的另一行字：「新朗讀完書，終於做咗我冇機會做嘅人。」

他沉默了很久。然後他拿起筆，在那三行字下面，又寫了一行：
「阿爺，阿爸，多謝你哋。」

他把帳簿合上，放進一個木箱，連同那塊寫著「四」字的竹牌和那些發黃的照片。他把木箱推到儲物櫃最深處，然後把那套黑色西裝掛進衣櫃，再也沒有穿過。

他以一級榮譽畢業，進入中環一間英資律師行工作。他把所有與家族有關的東西放進一個木箱，搬到半山的新居，開始用流利的英語與洋人談笑風生。他告訴自己，那個世界已經與他無關。

但他錯了。





有些東西不是放進木箱就會消失的。有些東西是刻在血脈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