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環碼頭: 第二十三章 那個名字
一九七四年，廉政公署成立。
那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年。港督麥理浩一聲令下，這支直接向港督負責的獨立反貪污機構像一場颶風，席捲了整個香港。總警司葛柏被引渡回港受審，大批與黑社會勾結的警察被逮捕或被迫逃亡，警黑勾結的時代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對黃新朗來說，這一年同樣是轉折點。他二十四歲，在一間英資律師行實習，準備考取大律師資格。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像維多利亞港清晨的陽光。
兩年後，黃新朗已取得處理刑事案件的大律師資格。
直到那個下午。
「黃律師，出面有人搵你。」秘書探頭進來，表情有些古怪。「兩位先生。」
黃新朗抬起頭，放下手中的文件。
「邊位？」
「佢哋話……係你阿爸嘅朋友。」
他感到一陣冰冷的寒意從脊椎蔓延至全身。他放下筆，沉默了片刻，然後說：「請佢哋入嚟。」
來的是兩個六十來歲的男人。一個穿著不太合身的西裝，領帶打得歪歪扭扭，像是不習慣這種裝扮；另一個乾脆只穿了唐裝，露出袖口下一截青色的紋身。他們走進這間裝潢雅致的辦公室時，明顯有些不自在，目光在書架上的法律典籍和牆上的油畫之間游移。
「新……黃律師。」穿西裝的男人開口，硬生生把「朗仔」兩個字吞了回去。「我係福叔，呢個係財叔。我哋同你老竇係老兄弟。」
黃新朗沒有說話。他在等。
「係咁嘅。」福叔舔了舔嘴唇。「東義和出咗啲事。有幾個後生仔俾人拉咗，佢哋需要律師。」
「你可以去搵其他律師。」黃新朗的語氣比他想像中更冷淡。「中環有好多律師行。」
「我哋搵過。」財叔開口，他的聲音粗糙，像長期吸煙留下的沙啞。「但係呢單案涉及三合會，冇律師肯接。就算肯接，都唔知點打。」他直視黃新朗的眼睛。「你識我哋嘅規矩，你知道點樣同法官講嘢。」
黃新朗沉默了。窗外的中環車水馬龍，那些西裝革履的專業人士匆匆走過，沒有人知道這間辦公室裡正在發生什麼事。他用了十多年時間逃離那個世界，如今那個世界卻主動找上門來。
「對唔住，我幫唔到你哋。」他最終說，語氣客氣得像在拒絕一單普通的生意。
福叔的臉色變了，眼神中閃過一絲失望，甚至是憤怒。「你係耀哥個仔！」
這句話像一根針，精準地刺進黃新朗最脆弱的地方。
「我係黃新朗大律師。」他站起來，身高和語氣一樣筆直。「唔係咩嘢『耀哥個仔』。我阿爸嘅嘢，同我冇關係。」
兩個老人看著他，沉默了很久。沒有人說話，空氣凝固得像一塊冰。福叔的拳頭握緊又鬆開，鬆開又握緊。
然後，福叔站起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已經被揉得有些皺了，邊角微微翹起，像被人反覆磨擦過。
「呢度係少少錢，當係訂金。你唔幫，我哋唔會勉強你。」他把信封推向前。「但係你記住一件事——你阿爸在生嗰陣時，從來冇拒絕過任何一個兄弟。」
他們走了。辦公室恢復了寧靜，只剩下空調的嗡嗡聲。黃新朗獨自坐在那裡，低頭看著桌上那個信封，沉默了很久很久。信封上什麼都沒有寫，但他知道裡面裝著什麼——不單是錢，而是一個名字的重量。
那個下午，他破例提早離開了律師行。他沒有回家，而是漫無目的地走在香港的街頭，從中環一直走到上環。他的腳步不自覺地帶著他穿過那些熟悉的街道——永樂街、文咸西街、干諾道西——這些他少年時代走過的街道，如今已經變了模樣。舊樓被拆掉，新廈拔地而起，只有空氣中海水的鹹味沒有改變。
他在干諾道西的轉角處停下了腳步。那裡有一間老茶樓，他記得父親帶他來過一次——那是他唯一一次坐在父親身邊，看著父親和幾個叔伯在樓上的角落低聲交談。那時候他還很小，不知道他們在談什麼，只記得父親那天的表情很凝重，從頭到尾沒有笑過一次。
現在那間茶樓已經不在了，原址變成了一間連鎖快餐店，霓虹燈的招牌在黃昏中閃爍著廉價的熒光。
他繼續往前走，經過文咸西街的海味舖。那些舖頭的鐵閘已經拉下了一半，有幾個伙計正在把門前的貨架搬回店內。他記得小時候，每逢過年過節，父親都會派人去這些海味舖取貨——鮑魚、海參、花膠，一箱一箱地搬回家。母親會把這些海味分送給親戚和朋友，而父親從來不過問這些事。現在他知道了，那些海味不是買的，是海味商人每年送給父親的「心意」——就像干諾道西的米商每年都會給父親送幾袋上好的暹羅米一樣。
他站在上環碼頭的舊址前。這裡現在是上環消防局，一棟灰色的功能性建築，毫無特色。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經在這片土地打拼過，經歷過很多風風雨雨。那些鮮血、那些汗水、那些托著米包的赤膊身影，全部被埋在這棟消防局的地基之下。
消防局門前的街道上，幾個老人坐在公園的石凳上下棋。黃新朗看著他們，忽然想到——這些人當中，會不會有一個是當年曾在碼頭上托過米的苦力？會不會有一個曾經叫過祖父「勝哥」、叫過父親「耀哥」？他們現在只是一群在公園裡下棋的普通老人，沒有人知道他們曾經在這片土地上流過多少血汗。
他想起祖父黃勝。那個從東莞穿著一雙布鞋走到香港的少年，在上環碼頭上托起第一包米，從阿四變成黃勝，從咕喱變成大佬。他想起他留下的那塊竹牌——那個歪歪扭扭的「四」字，是一個咕喱大佬留給這個世界唯一的筆跡。
他想起父親黃耀祖。那個在皇仁書院讀英文的少年，十七歲被迫接過一個江湖帝國的權杖。他用一生去守住祖父留下的基業，卻用同一生去確保兒子不會走上同樣的路。
「你係耀哥個仔。」
是的，他是。無論他逃到哪裡，無論他擁有多少個學位、多少個專業資格，這個事實永遠不會改變。他姓黃，他的血管裡流著上環碼頭的血液。
但他也是黃新朗。他是那個靠自己努力考進港大法律系的學生，是那個在中環打拚出一片天的年輕律師，是那個發誓永遠不碰家族生意的兒子。他擁有一個祖父和父親都無法想像的未來。
那晚，黃新朗回到半山的居所，從儲物櫃深處拖出那個木箱。他打開箱子，把那本泛黃的帳簿拿出來，一頁一頁地翻。
第一頁，一九零二年一月。每船白米搬運，收入銀元十二。兄弟分紅，支出銀元八。結餘，銀元四。
後面幾頁記錄著愈來愈多的數字——碼頭的搬運費、貨倉的租金、醫館的開支、運柩回鄉基金的賬目。每一項都寫得清清楚楚，字體雖然歪歪扭扭，但從未出過差錯。他忽然意識到，祖父雖然不識字，但他比任何一個讀過書的會計師都更懂得如何管數。因為他的帳目不是用墨水寫的，是用信譽寫的。
他翻到帳簿的中間，看到了父親的字跡第一次出現。那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天——祖父過身的那一年。父親的字體比祖父工整得多，但字裡行間透著一股壓抑的沉重。每一筆都寫得很用力，像是要把所有的責任都刻進紙張的纖維裡。
他繼續往後翻。一九四一年，帳簿上出現了一段空白——那是日佔時期，碼頭上的生意幾乎完全停擺。父親在那幾頁上沒有記錄任何收支，只在頁腳寫了一行小字：「一九四三年，兄弟六人殉。名留於心。」那行字的墨跡比周圍深得多，像是筆尖在紙上停了很久才寫下去的。
他翻到最後一頁。爺爺黃勝的字跡。
「耀祖讀完書，唔好做我呢行。」
下面是另一行字，筆跡不同，更工整一些。
「阿爸，對唔住！我冇得揀。」
那是父親黃耀祖的字跡。黃新朗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留了很久。那個從來不在家裡談江湖事的父親，那個送他去港大讀法律的父親，在帳簿的最後一頁，留下了這句無聲的懺悔。
他想起父親葬禮上榮伯說的話：「你老竇走之前，同我講過一句話。佢話：『好彩新朗冇行我呢條路。』」
他把帳簿合上，閉上眼睛。
那晚，他做了一個夢。
夢裡他站在上環碼頭，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唐裝，肩上搭著一條白布巾，嘴裡咬著一支木籤。碼頭上所有人都叫他「阿四」，沒有人叫他黃新朗。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那雙手佈滿了老繭和傷疤，不是他的手。他抬起頭，看到父親站在碼頭的另一端，穿著那套整齊的西裝，正朝他走來。父親的嘴唇在動，但他聽不到聲音。他想走過去，但雙腳像生了根一樣，動彈不得。
他醒來時，渾身冷汗。窗外，天還未亮。
第二天一早，黃新朗撥通了福叔留下的電話號碼。
「我唔係加入東義和。」他在電話接通後第一時間說。「我只係幫手打官司。打完之後，你哋唔好再搵我。」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然後傳來福叔沙啞的聲音。
「多謝你，新朗。」他沒有叫他「黃律師」。
黃新朗掛了電話，站在窗前望著維多利亞港，忽然感到一種他無法形容的疲憊。港口上的船隻來來往往，與九十多前祖父看到的光景似乎沒什麼不同——只是帆船變成了貨輪，蒸汽的轟鳴變成了柴油引擎的低吟。
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手。那是一雙握筆的手，乾淨、修長，沒有老繭，沒有傷疤。和祖父那雙托過千百包白米的手完全不同。但此刻，他覺得這兩隻手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線，穿過那本泛黃的帳簿，穿過那塊寫著「四」字的竹牌，穿過九十多年的時光，把他和那個他從未見過的長輩連在一起。
他無法剪斷那條線。他只能學會帶著它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