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重生：當愛變成致命詛咒: 第二卷：新身份的試煉 / 第十七章：餘燼
顧天辰站在落地窗前，看著台北的清晨從灰藍色慢慢轉成魚肚白。
他已經這樣站了很久，久到咖啡機上的時鐘從五點四十七分跳到六點零三分。昨晚他躺在床上，沒有喝酒，沒有吃藥，就只是躺著，盯著天花板，聽空調的低頻嗡鳴。他以為自己會失眠——復仇結束之後的那種失眠，空洞的、不知道接下來該為什麼而醒來的那種。但他睡著了，而且沒有做夢。醒來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把保險箱的黃銅鑰匙從抽屜裡拿了出來，放在床頭櫃上，跟那張用右手畫的卡片並排。一把通往父親秘密的鑰匙，一張通往某種他不知道該不該相信的東西的圖畫。他就這樣看著那兩樣東西，直到晨光從窗簾縫隙切進來，在灰色的床單上畫出一道金線。
手機在他手心裡震了一下。阿杰的訊息，永遠精準，永遠沒有贅字：「劉志強今晨兩點四十分進入醫院。急性酒精中毒，到院前心跳停止一次。林欣怡叫的救護車。目前人在加護病房，昏迷指數七。醫生說未來四十八小時是關鍵期。」
他把手機翻面蓋在窗台上，沒有立刻回。窗外，信義區的早晨很美——晨光從山的那一邊一層一層滲過來，先染亮一零一大樓的尖頂，再慢慢往下浸，像有人正在從上往下調亮整座城市的亮度。他看著那片光，腦中浮現的不是風景，是劉志強那雙手。那隻在會議室裡轉著銀色戒指的手，一圈兩圈三圈，逆向一圈——緊張的習慣，跟林欣怡摸耳環一模一樣。那隻在鍵盤上飛快打字、把企劃案封面上的提案人姓名從陳浩然改成劉志強的手。那隻在澳門賭場的骰寶桌上，把兩百四十枚黃色籌碼一把推出去的手。那隻舉起紅酒瓶時青筋暴起的手——酒瓶的瓶底在午後的陽光下折射出一道暗紅色的光，然後落下來。
現在那雙手安靜地躺在加護病房的床單上，插著點滴，接滿管線，指甲縫裡還殘留著昨晚喝到吐時沾上的泥沙。他想起黑暗中那個聲音——那個不屬於人類的、從靈魂內部響起的聲音，語氣沒有輕蔑，沒有威脅，像在說今天天氣很好：「想不想重來一次？順便讓那兩個人，付出代價？」他完成了。兩個人都付出代價了。一個躺在醫院的加護病房，昏迷指數七；一個躺在出租公寓的沙發上，蜷縮成一團，抱著一個髒掉的抱枕，耳環掉了一隻，再也找不回來。
他以為自己會笑。但他只是繼續看著窗外。
阿杰的第二則訊息進來，發送時間跟第一則隔了七分鐘——阿杰只有在不確定雇主會怎麼反應的時候，才會把兩則訊息分開傳。「另外，昨晚顧正邦先生打了三通電話到您的公務手機，間隔分別是四十分鐘、二十分鐘、十五分鐘。留言說週六午餐要確認時間地點，最後一通留言的語氣比平常急。他祕書早上又打了一通，這次是打到我的手機。」
顧正邦急了。拍賣會的事一定傳到他耳中了——不是細節，細節顧天辰讓唐雨菲封得很乾淨，但「林欣怡在慈善拍賣會被拆穿」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讓他焦慮。顧天辰這一個多月來的行為軌跡太過異常：先是許建國的內湖地、再是張振宇的智慧城市案、接著是澳門、董事會、保險箱。每一步都踏在顧正邦最不希望被踏到的地方。現在他站在一片落地窗前，手裡握著從保險箱裡取出的所有東西。
他拿起手機，回覆阿杰：「跟他約今天中午。十二點整。地點讓他選，讓他知道我沒有在躲。」發送之後，他翻到蘇婉晴的對話框。她還沒有讀他昨晚傳的「家豪今天在學校嗎」。她通常這個時間已經醒了，可能正在準備上班，把課本放進托特包裡，在學校對面的早餐店買一份蛋餅和溫豆漿——他有一次在車上看見她這樣做，沒有下車，只是看著。他把對話框關掉，又打開，又關掉。想打點什麼，但手指懸在螢幕上方，一個字都打不出來。不是沒有話要說，是想說的太多了，不知道怎麼把它們變成不危險的形狀。
他的手指無意間點開了她的頭貼。照片裡她站在學校圖書館前面，那面她親手漆了四層的淺綠色牆壁前面，被一群孩子圍著。孩子們做鬼臉的做鬼臉、比YA的比YA，只有她一個人對著鏡頭笑，笑得很用力，鼻頭微微皺起來，露出一點點牙齦。他現在才注意到她的眼角有一條很淡很淡的疤，不到一公分，藏在眉毛下方，平時被瀏海蓋住，但照片裡瀏海被風吹歪了，露出那道白色的小小弧線。不是新的，看起來已經很多年了，邊緣很平滑，癒合得很好。這個疤是怎麼來的？跌倒？騎腳踏車？還是她說過的那個被排擠的國中時代？他忽然意識到，他對蘇婉晴的了解少得可憐。他知道她是小學老師，知道她喜歡紅豆餅，知道她說「小孩也是人，只是比較矮」，知道她有一個會泡阿華田給被排擠學生喝的國中老師。但他不知道她那道疤是怎麼來的，不知道她怕不怕打雷，不知道她一個人在公寓裡的時候是會開電視還是放音樂還是就安靜地坐著。他對仇人進行了鉅細靡遺的調查——劉志強的每一筆賭博紀錄、每一次出入境時間、每一個開房間的飯店名稱；林欣怡的每一張刷卡明細、每一個被封鎖又換新帳號重新加入的精品社團、每一則炫耀文底下的留言——他掌握他們的弱點像撲克牌玩家掌握手中的牌，一張一張數，確定每一張都能打出去。但他不知道蘇婉晴眉毛下面的疤是怎麼來的。
他把手機放在窗台上。客廳的茶几上還攤著那些從保險箱拿回來的文件——黑色筆記本，匿名信，錄音機。阿杰昨天找了一個退役的鑑識官，專長是聲紋分析，現在在民間做音檔鑑定。他分析錄音帶的背景音之後出了一份報告，紙張只有兩頁，用釘書機整整齊齊地釘著，放在文件最上面。報告寫著：背景中有固定的低頻噪音，頻率吻合港鐵荃灣線的軌道摩擦聲，推測錄音地點在香港中環至金鐘一帶的高層建築，距離地鐵轨道大約一百到一百五十公尺。錄音時間是晚上，背景有報時聲——中華電信報時台的標準報時，時間是凌晨兩點四十七分。
他父親在凌晨兩點四十七分，在香港，對著一台卡式錄音機，錄下給兒子的遺言。背景是地鐵的軌道聲和報時台的嗶聲。他試著想像那個畫面——一個知道自己快死了的男人，坐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看著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夜景，對著一台手掌大小的機器，把一輩子說不出口的話全部吐出來。他身邊沒有人嗎？那個寫匿名信的人在哪裡？為什麼不帶他去醫院？還是說，他父親根本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快死了，因為他不相信任何人，除了這台錄音機？他在凌晨兩點四十七分，一個人坐著。最後他說：「爸爸愛你。只是我不會說。對不起。」然後他關掉錄音機，把磁帶倒回去，放進保險箱裡，把鑰匙放進抽屜。然後他站起來，走出那間房間，回到台北，繼續開董事會，繼續查他弟弟的底細，繼續假裝自己不會那麼快死。
手機震動。這次是顧雅琳。
「你醒了？」她的聲音聽起來比她平常更清醒，像已經喝了兩杯黑咖啡，而且第二杯已經喝完很久了。
「醒了。」
「那個標誌查到了。水印上的蛇咬著鑰匙——你爸信紙上那個——是香港一個私人俱樂部的徽章。俱樂部名字叫『Serpent & Key』，沒有官方登記，沒有公開地址，沒有網站，什麼都沒有。採終身會員制，會員數不超過三十人，入會必須由現任會員推薦，再由全體會員投票，一票否決。香港回歸那年成立，創始人姓名不詳。」她停頓了一拍，讓他消化這些資訊。「你爸不是會員。我查遍了他所有的往來紀錄，沒有這個俱樂部的任何資料。」
「那個寫信的人呢？」
「會員名單不公開，但這個俱樂部有一個特色：他們只收兩種人。第一種，情報掮客——不是間諜，是掮客，專門幫有錢人跟有權人之間搭橋的那種；第二種，曾經掌握過重大權力但已經退休的人——退休的法官、退休的情報局官員、退休的聯合國特使。你爸的那個朋友，不是普通人。」
「能接觸到嗎？」
「不能。會員之間互相介紹才進得去，我們沒有介紹人。而且這個俱樂部有一個規矩——不和會員體制外的人談俱樂部內的事。」她停頓了一拍，那一拍的長度剛好是一個深呼吸。「但我有另一條路。我查到其中一個會員的名字，他五年前曾經在台北一場慈善晚宴上跟顧正堯坐同桌。那天晚上的座位表我還留著——我連自己幼稚園的座位表都留著——他的位置在你爸的右手邊，代表他的地位跟顧正堯是同等的。這個人現在還活躍，每個月固定進出香港跟台北。名字叫霍廷恩。你聽過嗎？」
他翻找顧天辰的記憶。沒有。陳浩然的記憶更不可能有——陳浩然連香港都沒去過，他的護照是空白的，唯一一次出國是當兵的時候從金門坐軍機回台北。
「他是做什麼的？」
「金融顧問，這是官方說法。實際上做的是離岸資產管理——不是那種合法的資產管理，是幫有錢人把錢放在不想被查到的地方，洗錢、避稅、隱匿資產。如果你爸在查顧正邦的時候需要有人幫他隱藏金流，或者需要有人幫他從台灣調錢出去而不被顧正邦發現，這個人可能幫過他。」她停頓了一下，這次的停頓比之前更長，長到顧天辰以為她掛了電話。然後她開口，聲音放低了一點，低到像是在說一件連她自己都不確定該不該問的事。「顧天辰。錄音帶最後，你爸有說到關於你母親的事嗎？」
他握著手機，沒有立刻回答。不是不想回答，是需要一點時間把那句話從記憶裡撈出來。他想起錄音帶裡父親的聲音，疲憊的、沙啞的、完全沒有防備的：「你媽走的時候你問我為什麼，我沒回答。你站在客廳，抓著我的褲管問我。現在回答——是我的錯。全部都是我的錯。不是她不愛你，是她不愛我。她帶著你走，我攔不住。她後來把你還給我，我也攔不住。」他母親在顧天辰小時候帶著他離開，然後又把他還回來。為什麼？她先選擇了帶走他，又選擇了放棄他。他沒有答案。以前顧天辰從來不問——因為不在乎，也因為不敢在乎。但陳浩然在乎。陳浩然太懂被母親留下的感覺了——坐在玄關的地板上，從下午坐到天黑，母親的拖鞋整整齊齊擺在眼前，但她所有的衣服都不見了。
「沒有。他只說她離開是他的錯。」
「你父親很少承認自己的錯。」顧雅琳說，語氣裡有一絲很淡的、接近尊敬的停頓。不是那種客套的尊敬——她這輩子大概沒客套過——是那種一個人發現另一個人在臨死前終於說出真話時，本能地、很輕很輕地點點頭的尊敬。「他談判了一輩子，從來不低頭。他把這輩子最大的錯，留在人生最後一段話裡。」
「顧雅琳。」
「嗯？」
「妳為什麼要幫我查這些？」他問。這個問題他問過一次，那時候她說「因為你讓我想猜」。但那不是全部的答案。她查的東西已經遠遠超過「想猜」的範圍了：她查了遺囑、查了出入境紀錄、查了股權結構、查了保險箱、查了那十二天空白、查了銀行的監視器畫面、查了香港的祕密俱樂部、查了錄音帶的背景音。她把自己的人脈、時間、和分析能力，全部押在一個不是她自己的謎題上。
電話那端沉默了。不是那種被問住了的尷尬沉默，是那種被問到答案就在嘴邊、但需要一兩秒決定要不要說出來的沉默。空調的風聲在他這邊輕輕嗡著。
「因為我爸的公司在上一次金融海嘯的時候差點倒閉。」她說。語氣不再是分析數據時那種精準的、每個字都經過篩選的節奏，而是更慢的、更接近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對著朋友說一件很久以前的事的節奏。「不是普通的資金周轉不靈，是會倒的那種。我那年大二，人在美國，我爸打電話來，語氣很平靜，但我聽得出來他在哭——我爸從來不哭的。他說公司可能撐不過去了。沒有銀行願意借他錢，所有能抵押的東西都抵押了。」她停了一下。「後來是顧正堯出手。他沒有借錢給我爸，他直接入股，真金白銀的入股，條件是『以後你女兒如果要回來接班，不要攔她』。沒有這筆錢，我家的公司已經倒了。沒有這筆錢，我現在不會有家族事業可以接，不會有錢去華頓，不會坐在這裡跟你講電話。」
「所以你幫我，是為了還這筆人情。」
「不只。」她說。這個詞來得很快，快到她像是早就準備好了。「你爸死的時候我二十三歲，人在華頓，忙著考試，連葬禮都沒去。我那時候覺得，反正我不姓顧，跟我沒關係，顧家的產業是顧家的事，我是外人。我連花圈都沒送。」她停了一下，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短，像是決定不給自己猶豫的時間。「後來我回台灣，看到你把他的遺產當成垃圾在揮霍。跑車、女人、用鈔票點菸——那張照片我到現在還記得。我很生氣。不是對你生氣，是對我自己。我欠你爸一條命，欠了五年，現在還給你。」
顧天辰沒有說話。窗外的晨光已經完全亮了，把淡水河照成一條流動的銀帶，河面上有小船駛過，船尾拖著一道白色的水痕。他低頭看著自己無名指上那枚鉑金戒指，黑色的寶石在光線下像一隻閉著的眼睛。
「妳不欠我什麼。」他說。
「我知道。」她的聲音恢復了一點平穩，但跟平常那種平穩不一樣。平常的平穩是冰，這一次是水——溫度差不多，但質地完全不同。「所以我才更要還。欠一個活人的債可以算利息，欠一個死人的債，只能用另一種方式還。」
掛了電話之後，他坐在沙發上，把茶几上的文件一件一件收好。錄音機放進抽屜，放下去的時候磁帶在機器裡輕輕晃了一下。筆記本放進抽屜，封面那條用鋼筆畫的橫線在燈光下微微反光。那一疊匿名信放進抽屜，最後一封的郵戳是五年前的九月。他把抽屜推回去，站起來。
今天還有一件事要做。不是為了復仇。
他換上外出的衣服，一件簡單的白襯衫，袖口捲到手肘，深灰色的長褲。沒有西裝外套，沒有領帶夾。不是去打仗，不需要穿盔甲。他讓阿杰開車，目的地是那間小學。車子駛出信義區的時候，他在手機裡打了一則訊息給蘇婉晴：「今天有空嗎。我去找妳。」不是問句，但他加了句號而不是逗號，因為他不知道該用什麼標點才能讓這句話看起來不那麼像命令。
她回得很快：「有！今天半天課，下午我會在圖書館整理書。上次進了一批新的科學百科，還沒建檔完。」三十秒後又補了一句：「你上次不是說想見家豪？他今天下午也在圖書館，右手已經完全好了，現在可以用兩隻手一起畫畫。他爸媽今天要晚上才能來接他，所以他放學之後都在。」
他看著那行字，沒回。他只是把手機收進口袋，感覺它貼在大腿側面，微微發燙。車窗外的城市向後流動，便利商店的店員正在掃騎樓，掃把刷刷刷的聲音聽不見，但動作很規律。賣玉蘭花的老婆婆在同一個路口等紅燈，推車的輪子又卡進水溝蓋的縫隙了，她正在用力抬。一切都跟他重生之後第一次去見蘇婉晴的那天一模一樣，只除了他自己。
校門口，警衛又在打瞌睡，帽子歪到一邊，嘴巴微張，頭頂的電風扇轉來轉去，每轉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就不自覺地皺一下眉。賣紅豆餅的阿婆推著推車經過，看見他的車，瞇起眼睛笑了一下。她缺了兩顆牙的嘴型像一個歪歪扭扭的愛心——上面一顆、下面一顆，剛好對稱。阿杰把車停在對街，沒有熄火。顧天辰下車之後，阿婆多塞了一個紅豆餅給他，油紙袋還是燙的，邊緣被油浸得透明。「第二個免錢，給你女朋友吃。今日紅豆餡煮得卡甜，你女朋友上次說不夠甜。」她說完推著車繼續往前走，車輪發出細微的吱嘎聲。他站在那裡，低頭看著那兩個紅豆餅，一個是他自己的，一個是要給「女朋友」的。他沒有女朋友，他只有一個不能愛的女人，和一個他不知道該用什麼理由去見的孩子。
圖書館的門開著。那面淺綠色的牆還在，顏色比上次見的時候又淡了一點，邊緣靠近踢腳板的地方有一塊新的補漆，顏色比周圍稍微淺了一點，還沒有完全乾。蘇婉晴又漆了一遍。不是因為漆掉了，是因為有孩子在上面用鉛筆畫了一隻恐龍，她說「畫得很好但是牆壁不是圖畫紙」，然後自己花了一下午重新補漆。
蘇婉晴蹲在書架最底層前面，正在整理圖書。她今天穿著一件淺粉色的棉質襯衫，領口的扣子沒扣，袖子捲到手腕。牛仔褲，褲管上沾了一點灰塵。平底鞋，鞋底已經磨歪了。頭髮沒有紮起來，披在肩膀上，髮尾微微翹起，像剛洗完頭沒吹乾。她沒有聽到他的腳步聲，正在把一本一本的書抽出來，用一塊乾布擦掉書脊上的灰塵，再放回去。動作很慢，很仔細，每一本書放回去的時候都會輕輕推一下，確保書脊跟旁邊的書對齊。旁邊的地毯上坐著一個小男孩，右手上已經沒有石膏了，也沒有護具，只有曬得比較白的那一截前臂，跟手臂其他部分的膚色差了一截，看起來像戴了一隻透明的袖套。他正低著頭，很用力地在畫圖。蠟筆有十幾枝，全部散在地上，藍色那枝已經斷成兩截，斷口整整齊齊，是被故意折斷的，但他還在用——用那截短到幾乎握不住的蠟筆頭，一筆一筆地塗天空。
「老師，他什麼時候來？」小男孩問。他沒有抬頭，手上的蠟筆繼續畫。
「等等就來了。」蘇婉晴沒有回頭，繼續擦書。
「他會不會覺得我畫得很醜？」他把藍色蠟筆放下，換成黃色。他的指甲縫裡塞滿了蠟筆屑，藍的黃的綠的，像一片小小的、混亂的彩虹。
蘇婉晴終於轉頭，看著他。她的表情很認真——不是大人對小孩的那種「你好棒喔」的敷衍式認真，是跟另一個大人說話時才會有的那種認真。「張家豪，你覺得醜嗎？」
「有一點。」孩子誠實地說。他用手指戳了一下畫紙上的太陽。「這個太陽不夠圓。老師妳看，它的旁邊這裡凹進去了，因為我的蠟筆滑掉了。」
「那你有沒有認真畫？」
「有。」他把那截斷掉的藍色蠟筆拿起來，握在手裡給她看。「我畫了很久。天空畫了三次，因為第一次畫太大，第二次畫太小，第三次才剛剛好。蠟筆都畫斷了。」他說完自己笑了一下，不是苦笑，是那種「真的很難畫欸」的笑。
「那就好了。」蘇婉晴伸出手，輕輕捏了一下他握著蠟筆的那隻手。她沒有說「你很棒」，沒有說「這是最美的畫」。她只是說：「認真畫的東西，不管結果怎麼樣，都值得被看到。你等下自己拿給他看，不要藏。」
顧天辰站在門口，看著這一幕，沒有出聲。他想起今天早上那個問題——蘇婉晴眉毛下面的疤是怎麼來的。他忽然發現那不重要。重要的不是那道疤是怎麼來的，重要的是那道疤在她臉上，她沒有用瀏海遮，沒有用粉底蓋，沒有用任何方式假裝它不存在。她就只是頂著那道疤，繼續當小學老師，繼續在放學後留下來整理圖書，繼續對孩子說「認真畫的東西都值得被看到」。他這輩子認識的所有人都在藏東西。顧天辰用女人和酒精藏住對父親的恨，顧正邦用慈祥的笑容藏住權力慾望，劉志強用兄弟相稱藏住刀，林欣怡用精品藏住自己是個空殼。他也學會了藏，把陳浩然的靈魂藏在顧天辰的臉皮底下，把復仇的每一步都藏在若無其事的表情後面。但蘇婉晴不藏。她的疤就放在那裡，跟她的紅豆餅和淺綠色牆壁和「小孩也是人只是比較矮」一起，不裝飾，不解釋，不道歉。
他敲了門框。指節敲在木頭上的聲音很輕，但在安靜的圖書館裡聽得很清楚。蘇婉晴轉頭，她的手還停在書架上，那本書是《小王子》。張家豪也轉頭，蠟筆從他的手指間掉下來，在地毯上彈了一下，落在畫紙上，滾出一道歪歪扭扭的藍色線條，從太陽的邊緣一直延伸到紙張的角落。他慌慌張張地把圖畫紙翻過來，整張紙啪的一聲貼在地毯上，不讓顧天辰看到。他的耳朵瞬間變紅了。
「你——你是那個人——」張家豪的聲音很尖，像被踩到腳。他往後縮了一下，撞到地上的蠟筆盒，蠟筆盒翻倒，蠟筆又散了一地。
「我叫顧天辰。」他蹲下來，單膝著地，讓自己的視線跟孩子一樣高。他今天穿的白襯衫，袖口沒有扣，褲管會沾到地毯上的蠟筆屑。但他沒有管。
張家豪看著他，又看著蘇婉晴，又看著他。嘴巴張開又閉上，閉上又張開，像一條剛被撈起來的金魚。他的兩隻手壓在那張翻過來的圖畫紙上，手指微微發抖。然後他把那張圖畫紙，從左到右、慢慢地翻回來。動作很慢，很緊張，紙張的邊緣刮過地毯時發出細微的沙沙聲。翻好之後，他把它推到顧天辰面前，推得很輕，但推了之後沒有把手收回來，兩隻手壓在紙張的邊緣，像在確認它不會被風吹走。
「這是右手畫的。」他說，聲音比剛才小了一點，但穩了一點。「老師說等我手好了，可以用右手畫。右手畫的比較好看。」
顧天辰看著那張圖畫紙。還是那個穿黑色衣服的高高的人，和那個矮矮的小孩。但這一次，天空不是紫色的，是藍色的——很亮很亮的藍色，像今天窗外的天空。雲朵是白色的，一團一團，邊緣有一點點蠟筆按太用力而堆積的蠟。太陽不是綠色的，是金黃色的——張家豪說他現在有金色的蠟筆了，他把那支金色的蠟筆放在畫紙旁邊，蠟筆頭已經被用得圓圓的。孩子的手比上次穩了一點，線條沒有那麼抖，手指的力氣更均勻了。那個穿黑色衣服的高高的人，嘴角被用黑色的蠟筆往上畫了一道弧線——不是直線，是弧線，畫了好幾遍才畫對。旁邊寫著三個字，每個字都大大的、歪歪的，張的左右分得太開，家的寶蓋頭太大，豪的豎勾勾反了方向。但每一筆每一劃都寫得很用力，停筆的地方有蠟筆堆積的小點，圓圓的凸凸的，摸上去會有蠟的觸感。
「謝謝你。」
顧天辰看著那三個字。他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一個他以為自己已經忘記的畫面。不是顧天辰的記憶，是陳浩然的。母親離開的第一年，他每天放學回家，走到公寓樓下，抬頭看著五樓的窗戶。他會先看窗戶裡有沒有光，如果有光，代表家裡有人；如果沒有，代表母親還沒有回來。但有一天，他忽然發現自己已經不是在看母親有沒有回來，他只是在看燈。燈亮不亮，跟有沒有人等他是兩回事。後來燈從來沒亮過，他也就不再看了。再後來他連期待這種感覺都忘記了，就像忘記紅豆餅的甜味一樣。
「家豪，」他說，聲音很輕，輕到蘇婉晴得微微往前傾才聽得到，「你知道這三個字是什麼嗎？」
「是『謝謝你』，老師教的。」孩子說，語氣裡有一點點驕傲，因為這三個字他會寫，不用老師幫忙。
「謝謝你的意思是，」顧天辰伸出手指，指著圖畫紙上那個穿黑色衣服的高高的人。他的手指很穩，但指尖在畫紙上方微微懸著，沒有碰到蠟筆的痕跡，像怕摸壞了。「這個人做了一件事情，讓這個矮矮的人很開心。所以矮矮的人要把開心的感覺，寫在這張紙上，送給這個人。」他把手指移到那個矮矮的人身上，那個矮矮的人牽著高高的人的手，牽得很用力，蠟筆畫手的時候是來回塗了好幾遍才畫出那個握住的姿勢。「所以這三個字，是你送給我的。裡面是你的開心。」
張家豪很認真地聽完。他的眉頭皺著，嘴巴抿成一條線，像在理解一道很難的數學題。然後他看著顧天辰，直接看著他的眼睛。小孩的眼睛很乾淨，瞳孔裡倒映著窗外的陽光和頭頂的日光燈，沒有任何計算，沒有任何評估，沒有任何「說完這句話能換到什麼東西」的盤算。就只是一雙眼睛，看著另一雙眼睛。
「那你開心嗎？」
顧天辰看著他。三十二歲，他比這孩子大整整二十四歲。他經歷過死亡、重生、背叛、復仇，他在賭場最深處的房間裡把一個人剝到骨頭都不剩，他在拍賣會的鎂光燈下看著另一個人的世界被一根車線撕裂。他以為自己的情緒已經被完成清單上那一條一條的勾磨平了，像一塊被反覆使用的砂紙，再也磨不出任何東西。但這個孩子問他「那你開心嗎」，語氣跟問「你今天有沒有吃飯」一模一樣——沒有任何期待，沒有任何索求，就只是想知道答案。
有什麼東西卡在他喉嚨裡。不是痛，不是酸，不是任何一種他認得的情緒。是一種很久沒有動過的肌肉，忽然被要求要做一個它忘記了怎麼做的動作。
「開心。」他說。聲音比他自己預期的更沙啞。
他沒有說謊。他這一輩子說過很多謊——顧天辰說過謊，對那些女人說「我會打給妳」，對叔叔說「我不在乎公司的事」，對自己說「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愛」。陳浩然也說過謊，對林欣怡說「沒關係」，對劉志強說「我們是兄弟」，對母親說「都很好」。但他此刻對一個右手剛拆石膏、會把蠟筆畫斷、覺得自己畫的太陽不夠圓的小學三年級學生說「開心」，這兩個字是真的。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開心，也許不是開心，是比開心更奇怪的東西——是那些他以為已經被復仇磨平的地方，忽然被一根蠟筆畫到了一道痕跡。不是新的傷痕，是小時候那道舊的、被他藏起來的傷痕，現在被人輕輕摸了一下。
蘇婉晴還蹲在書架前面，手裡拿著一塊乾布，但她的手停住了，布懸在半空中。她看著他和家豪，沒有說一句話。他不知道她聽到了多少，看到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他只知道她沒有把頭轉開。她只是看著，像她看著那些孩子畫的歪歪扭扭的卡片一樣，不評價，不分析，只是在。像她國中老師泡給她喝的那杯阿華田——沒有什麼大道理，就只是在那裡。
過了很久，他把那張圖畫紙拿起來，動作很慢，像在拿一件易碎品。舉起來，讓窗外的陽光照在紙張背面。蠟筆的痕跡逆著光變成一片一片的顏色，藍色天空，金黃色太陽，黑色高高的人，彩色矮矮的人。蠟筆塗得不完全均勻，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這是手畫的特徵。他把圖畫紙放下，看著家豪。「這張我可以拿走嗎？」
「可以！」孩子用力點頭。他忽然想到什麼，從地上抓起那截斷掉的藍色蠟筆，塞進顧天辰手裡。「這個也給你。這是畫天空畫斷的。老師說畫斷的蠟筆要留著當紀念，代表你很用力。」
顧天辰低下頭，看著掌心那截短短的藍色蠟筆。蠟筆頭被用得圓圓的，斷口整整齊齊，被手汗浸得有點滑。他收攏手指，把它握在掌心裡。蠟筆的溫度跟室溫一樣，溫溫的。他沒有說謝謝，只是點了一下頭。孩子笑起來，彎腰把散在地上的蠟筆一枝一枝撿回盒子裡，黃的、綠的、紅的，一邊撿一邊哼一首他聽不懂的歌。
站起來的時候，他的膝蓋發出輕微的喀喀聲。他把那張圖畫紙輕輕捲起來，放進襯衫的內袋，跟那枚銅質領帶夾放在一起。顧正堯1982年的銅鷹，和張家豪今年畫的藍色天空，疊在同一個口袋裡。他轉頭看向蘇婉晴，她也正在看他，手上那本《小王子》還沒放回書架。
「那個紅豆餅給妳。」他說，「阿婆說她今天紅豆餡煮得比較甜。因為妳上次說不夠甜。」
她接過去，打開油紙袋，咬了一口。餅皮已經冷掉了，但她沒有說。她只是嚼了嚼，吞下去，然後笑了。不是那種燦爛的、拍照用的笑，是那種吃到好吃的東西時、很自然地瞇起眼睛的笑。鼻頭微微皺起來，露出一點點牙齦。眉毛下面的疤被牽動了一下，跟著笑紋一起往上移。
「真的有比較甜。」她說。
他站在那裡，手還插在口袋裡。一邊是一截斷掉的藍色蠟筆，一邊是一把通往父親保險箱的黃銅鑰匙。窗外，午後的陽光把操場上的紅土照得發亮，像一地的銅鏽。他口袋裡那截蠟筆，跟那把鑰匙輕輕碰在一起，發出一聲只有他聽得到的輕響。一個是結束之後留下來的紀念，一個是還沒開始的開始。
第十七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