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重生：當愛變成致命詛咒: 第二卷：新身份的試煉 / 第十九章：香港

三天後，顧天辰站在香港中環一棟沒有名字的商業大樓前。

這棟樓夾在兩棟玻璃帷幕銀行大廈之間，像一個穿著舊西裝的老人被兩個年輕巨人擠在中间。樓高只有十二層，外牆是暗灰色的花崗岩，年代久了，石材表面布滿細密的裂紋，像老人臉上的皺紋。門牌是一塊鑄鐵牌子，上面一行英文：Serpent & Key。字體是古典的襯線體，漆成暗金色，邊緣被幾十年的海風鏽蝕出一層薄薄的綠，在那些凹陷的字母裡積著乾涸的銅鏽粉末。蛇咬著鑰匙的圖案蝕刻在門牌下方，跟他父親匿名信角落的水印一模一樣——線條的弧度、蛇身的比例、那把鑰匙的齒紋，全部吻合。他想起那疊信的最後一封，信紙邊緣已經泛黃，郵戳是五年前的九月，他父親葬禮之後三天。那行字他幾乎可以背出來：「葬禮我會去。你欠我的酒，我燒給你。」那個人——那個寫了十年信、從來不署名、只留下一個水印的人——此刻就在這扇門後面。

他是清晨六點落地赤鱲角的。阿杰訂了最早的航班，七點十分起飛，整架飛機上沒幾個乘客，商務艙空到可以聽見空服員在備餐間低聲交談。空服員推著餐車經過的時候，他要了一杯黑咖啡，沒加糖，沒加奶。咖啡是即溶的，機上特有的那種，苦味很粗糙，從舌尖一路刮進胃裡，像某種液體的鬧鐘——提醒他今天不是來觀光，不是來喝港式奶茶和吃菠蘿油，是來見一個可能握有他父親死亡真相的人。他把杯子放在扶手邊的小桌上，轉頭看著窗外。雲層在機翼下方翻湧，像一片白色的、沒有邊界的沙漠，偶爾裂開一道縫，露出底下灰藍色的南中國海。

顧雅琳本來堅持要跟。電話打了四通，訊息傳了六則，最後一封是凌晨兩點傳的，只有一句話：「不要一個人去香港。」他回了一句：「我不會有事。」她秒回：「這不是答案。」他沒再回。不是不相信她，是不想讓她出現在這個俱樂部的視線範圍內。顧正邦擁有Serpent & Key的茶具——2019年訂製的，杯底刻著俱樂部的名字——代表這個俱樂部跟顧正邦有某種關係。不是普通的商業往來，是那種可以訂製全套茶具的、長期的、私人的關係。任何接觸都可能留下紀錄，他不能讓顧雅琳的名字出現在這裡。顧雅琳的家族還在跟顧氏集團做生意，她父親還在跟顧正邦打高爾夫球，她的投資公司有一部分的資金來自顧氏集團的關係企業。她聽完這些理由之後，在電話那端沉默了兩秒——兩秒對她來說非常長，顧雅琳的沉默通常不超過零點五秒——然後說：「那你至少帶一把槍。」她不是開玩笑，聲音很輕，但語氣跟在董事會上說「動議否決」一模一樣。

他說好，但沒有帶。他身上唯一可以當武器的東西，是西裝口袋裡那枚1982年的銅質領帶夾——方老先生給他的那枚。一隻手工雕刻的鷹，邊緣還殘留著銅鏽。他把領帶夾別在領帶上，不是為了好看，是為了提醒自己：他父親從一間車庫開始，到最後死在電梯裡，這中間的五十年，是一個人用一輩子的時間寫下來的。他今天要來讀這個人最後的幾頁。





電梯是手動拉門的老式鐵籠電梯，放在現代建築裡像從另一個時空搬來的。拉門時金屬碰撞的聲音很脆，在狹小的電梯間裡迴盪。上升的時候發出規律的機械運轉聲，鋼纜在頭頂嗡嗡作響，速度很慢，一層一層往上爬。門打開，六樓。面前是一條走廊，鋪著酒紅色的地毯，地毯的絨毛被踩得很薄，看得出來有很多人走過，但都是很安靜的人。壁面是深色的胡桃木護牆板，年歲久了，木頭散發出一種乾燥的、微微辛辣的香氣。走廊盡頭只有一扇門，門把是黃銅的，擦得發亮，亮到可以看見自己扭曲的倒影。門上沒有門鈴，沒有對講機，沒有任何電子裝置。只有那條咬著鑰匙的蛇，蝕刻在門把正上方一個巴掌大的銅牌裡，眼睛是兩顆極小的紅色寶石，在走廊昏暗的燈光下像兩滴凝固的血。

他敲了門。三下，指節敲在實心木門上，聲音沉悶而短促。門開了一條縫，沒有安全鏈，沒有質問。門後是一個女人，年齡大約四十，穿著筆挺的黑色褲裝，沒有任何標誌，但剪裁很好，肩線剛好落在肩膀邊緣。頭髮紮成一個俐落的包頭，沒有一根碎髮。她看著顧天辰，表情不急不緩，像每天都有不認識的人來敲這扇門，像她已經這樣開了二十年。她的視線從他的臉移到他的領帶夾，在銅鷹上停了一秒，然後移回他的眼睛。

「顧先生，霍先生在等你。請跟我來。」她說的是中文，帶著很淡很淡的廣東腔。

他知道自己沒有報名字。他沒有說「我是顧天辰」，沒有遞名片，沒有說跟誰有約。他們知道他會來。霍廷恩在他訂機票之前就知道他會來。也許在他打開保險箱的那天，也許在他父親葬禮那天，這個人就已經把「顧天辰有一天會來敲這扇門」寫進了他的備忘錄裡。他把時間算得很準，只是晚了五年。

女人領他穿過一個沒有窗戶的前廳，前廳只有一張黑色大理石的半圓桌，桌上放著一個水晶花瓶，花瓶裡插著一枝白色的蝴蝶蘭，花朵剛謝了一片，花瓣落在桌面，還沒有人收。又穿過一條掛滿黑白照片的長廊。照片裡的人是誰他大部分不認得，但每一張照片下面都有一行小字，用白色墨水寫在黑色襯紙上——日期、地點、事件縮寫。有些寫著「台北，1997，金融改革諮詢」，有些寫著「曼谷，2001，跨境稅務協商」，有些只有一行他看不懂的代碼。照片裡的男人穿著不同年代的西裝，打著不同寬度的領帶，跟不同國籍的人握手。這是一面會員牆，每一張照片都是一次交易的紀念，每一次握手都是一個不該被公開的故事。





走道盡頭是一間書房。三面牆從地板到天花板全部是書，不是那種裝飾用的、書脊燙金、整套買回來連封膜都沒拆的精裝套書——那種書的書脊太完美了，完美到沒有被人手摸過的弧度。這些書是真的被翻過很多次的，書脊褪色，邊角磨損，有些書還夾著撕下來的便條紙，紙張的邊緣已經泛黃捲起。空氣裡有舊紙張的酸味、古巴雪茄在空氣中殘留了很久的煙霧微粒、和很淡很淡的單一麥芽威士忌的泥煤味，像是木頭家具已經把這三樣東西的分子吸收進纖維裡，滲進木頭的細胞壁，再也散不掉。不管怎麼通風、怎麼擦拭，這些味道永遠在。

書房正中央，一個男人從高背皮椅上站起來。

他大概六十歲出頭，身形瘦長，站起來的時候手先壓了一下椅子的扶手，不是因為無力，是因為那條左腿——他站直之後，重心明顯放在右腳，左手立刻去抓手杖。穿著一件暗紅色的絲絨吸菸夾克，夾克的領子是黑色的天鵝絨，有輕微的磨損，看得出來穿了很久，不是為了見客才穿的。裡面是白襯衫，沒打領帶，領口隨意敞著，露出鎖骨下方一小截蒼白的皮膚。頭髮全白但濃密，往後梳，額頭上有幾道很深的橫紋。臉色是長期在室內待著的那種蒼白，不是病態的白，是不曬太陽的白，像一本放在書架最頂層很久沒被翻開的書。但眼睛很有精神，像兩顆埋在灰燼底下還沒熄滅的炭，在暗紅色的夾克襯托下顯得格外亮。

他左手拄著一根黑色的手杖，杖身是黑檀木的，銀質手柄被磨得發亮——不是用布擦出來的那種亮，是幾十年來被同一隻手反覆握住、皮膚的油脂和汗液慢慢滲進金屬表面之後形成的那種溫潤的光。手柄上刻著一條蛇，蛇身盤繞在杖頭上，蛇頭微微抬起，嘴裡銜著一顆極小的紅寶石，跟門口銅牌上的圖案一模一樣。

「顧天辰。」霍廷恩的聲音比他預期的更沉穩，不是老人的沙啞——沒有痰音，沒有顫抖——是經過訓練的共鳴，像廣播電台的深夜主持人，那種在凌晨時分對著一支麥克風、知道全城只有失眠的人在聽的聲音。「你長得跟你爸不太像。他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你長得像你媽。」他走近一步，手杖點在地毯上沒有聲音，但木板地底下的老木頭微微震了一下。「你媽是美人，你也是。但你媽不愛你爸，這件事你大概也知道了。」





「你見過我爸。」顧天辰說，聲音比他預期的更平穩。

「我不只見過他。」霍廷恩拄著手杖走到窗前，背對著他。窗外的光把他整個人勾成一個瘦長的剪影。窗戶是老式的木框玻璃窗，不是現代的帷幕玻璃，外頭就是維多利亞港。清晨的薄霧還沒全散，貨船的輪廓在灰白色的水汽中若隱若現，像一群正在緩慢移動的鯨魚。一艘天星小輪從中環碼頭駛出，汽笛聲穿過霧氣，變得又悶又遠，像隔著一層水在聽。「我是他這輩子唯一信任過的外人。連方老——你見過方老了，對吧？——連方老，他都有些事沒說。但我，他把全部的事都告訴我了。」

他轉過頭，側臉的輪廓被窗光勾出一道銀白色的線。

「那疊信，你帶來了嗎？」

「在保險箱。放在台北。」

「很好。放保險箱是對的。你叔叔的手段，比你爸當年能對付的更高明。你爸只會硬碰硬，跟董事會硬幹、跟銀行硬幹，跟所有擋在他前面的人硬幹。他一生硬幹贏了九成，但在最後那百分之十上面——」他把手杖輕輕往地板上一點，發出沉悶的一聲。「他碰到一個比他更會算的人。那個人跟他一起長大，知道他的每一個弱點、每一個習慣、每一次在會議之前會換哪一條領帶。」

「我叔叔。」

「你叔叔。」霍廷恩轉過身，那雙炭火般的眼睛直直看著顧天辰。逆光的關係，他的瞳孔變得很大，看起來幾乎全黑，只有邊緣一圈很細的深棕色。「顧正堯死的時候，我在這間書房裡。半夜兩點多，電話響了。那個時候沒有手機，是桌上那部老式電話在響。」他用下巴指了指書桌角落，那裡放著一部轉盤式的黑色電話，話筒上還蓋著一塊防塵的絨布。「是你叔叔打的。他聲音很平靜——太平靜了。平靜到我到現在還記得他每一個字的音調。他說：『老霍，我哥走了。』我說：『怎麼走的。』他說：『心臟病。在電梯裡。發現的時候已經晚了。』」





他用手杖輕輕敲了一下地板。

「我沒有追問。因為我知道他跟我說的不是事實，他也知道我不知道他知道——這種雙重否定的關係，是我這一行的基本規則：永遠比你的客戶知道得少一點，永遠比你的對手知道得多一點。我沒有問他，他也沒有繼續說。我們在電話兩端沉默了幾秒，然後他說：『葬禮下週三，你來不來隨你。』然後掛了。」他走近一步，手杖點在地板上發出沉悶的篤篤聲，一步一步走近，直到站在顧天辰面前，距離不到一公尺。他的手杖就點在兩個人之間的地板上，像一道界線。「你想知道什麼？」

「全部。」顧天辰說。這個詞從他嘴裡出來的時候，比他預期的更輕，也更硬。

霍廷恩點了一下頭。不是那種敷衍的點頭，是很慢很重的、像法官在宣判之前最後一次確認判決書的那種點頭。他指向書桌前的另一張皮椅——高背的、深棕色的、扶手上也有磨損的痕跡，跟他父親在董事會坐的那張椅子很像。示意他坐下。他自己繞到書桌後面，拉開抽屜。抽屜很深，是老式的木軌，拉開的時候發出一聲沉悶的摩擦聲。他從裡面拿出一個扁平的雪茄盒，木頭材質，蓋子上烙印著同一個蛇與鑰匙的標誌，邊緣已經磨得發亮。他打開蓋子推到桌面上。

「Partagas Serie D No.4。古巴雪茄，你爸最喜歡的牌子。每次來我這裡，他都會拿一根，點了，抽兩口，然後放在菸灰缸上讓它自己燒完。他說他喜歡那個味道，但不想抽死。」他把雪茄盒推得更近一點，讓顧天辰聞到那股乾燥的菸草香，像烤過的皮革和曬乾的無花果混合的氣味。「顧正堯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你才七歲，剛上小學。他一個人來的，沒帶祕書，沒帶保鑣，連司機都沒讓跟。他穿著一件灰色的風衣，領帶歪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領帶歪——你爸那種人，領帶歪是不會出門的。他說他查到一件事，不知道該找誰商量，有人給了他我的名字。他說他弟弟在調閱醫院的資料。你那時候割盲腸，一個小手術，在台北一間教會醫院做的，全身麻醉，醒來之後什麼都不記得。他不明白——他不是不懂，是不明白——為什麼弟弟要查這個。一個盲腸手術有什麼好查的？他說他問了顧正邦，顧正邦說那是醫院例行公事，不要多想。但你爸那種人，他這輩子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多想。多想讓他變成全台灣最成功的企業家，多想也讓他變成全台灣最不快樂的父親。」

他從雪茄盒裡拿起一根雪茄，沒有點，只是放在鼻子前聞了一下，像在聞某種記憶的味道。然後放在桌上，雪茄在木頭桌面輕輕滾了半圈，停在顧天辰放在扶手上的手指旁邊。

「他跑來問我，有沒有辦法查顧正邦的財務狀況。我說有。這是我吃飯的本事。兩週後我交了一份報告給他——不是用寄的，他自己飛來拿。我記得那天下午下著雨，跟今天一樣的那種雨，不大，但細細密密地下個不停。他坐在你現在坐的那張椅子上，把我那份報告從頭到尾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慢。看完之後他沒有說話，只是把報告放在桌上，站起來，走到你現在背後那扇窗前，看著維多利亞港看了很久。然後他轉過來，問了我一句話：『老霍，一個人對自己的弟弟，什麼時候會開始變成陌生人？』」霍廷恩把手杖靠在桌緣，坐下。皮椅發出輕微的擠壓聲，彈簧在皮革底下輕輕呻吟了一聲。他看著顧天辰，眼神不像在觀察一個客戶——他這輩子觀察過太多客戶了——像在觀察一個等了很久的實驗結果。





「那份報告裡面寫了什麼？」

「你叔叔在那之前的三年之間，透過七個不同的海外戶頭，三個開在英屬維京群島，兩個在開曼群島，一個在新加坡，一個在瑞士——分批購入顧氏集團子公司的股票。總金額在那個年代合新台幣大概四億多。四億，在當年可以買下顧氏集團百分之十二的股份。但他沒有直接買母公司的股票，他買的是子公司——那些上市母公司底下不被注意的小單位、做模具的、做包裝材料的、做物流的，每一間都是顧氏集團供應鏈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每一間都沒有人會去查它的股東名單。就像螞蟻搬家，一隻一隻把米粒從廚房搬到窩裡，沒有人會低頭看到地上那幾粒米。三年，七個戶頭，十一間子公司。」

「為什麼買子公司？」

「因為當時顧氏集團的章程是你爸自己寫的。他是一個控制狂，他把章程寫得像一座堡壘。母公司股權轉讓，需要董事會全體通過。但子公司只要董事長簽名。顧正邦是其中五間子公司的董事長，他自己簽給自己。」霍廷恩伸手拿起桌上那根雪茄，這次他把雪茄叼在嘴邊，劃了一根火柴。火柴頭的硫磺味短暫地蓋過了雪茄的香氣，然後火焰穩定下來，他把火湊近雪茄尾端，慢慢轉動，讓菸草均勻燃燒。第一口煙從他嘴角溢出，在空氣中畫了一條歪歪扭扭的藍色線條。

「顧正堯看到報告之後，做了三件事。第一，修改集團章程，鎖住所有子公司的股權轉讓——所有子公司，不只是顧正邦當董事長的那五間，是所有，全部四十二間。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一間一間改，一間一間換人簽。第二，開始查自己的身體狀況。他找了一個不透過集團特約的醫生，用假名做了一次從頭到腳的全身檢查。第三，在保險箱裡留下那些文件——就是你在保險箱裡拿到的那些。他留這些文件的時候，我就在這個房間裡。」他用雪茄指了指那張書桌。「他跟我說，如果他死了，我要確保有一個方式讓你收到這些東西。不是他兒子——他沒有說『他兒子』，他叫我叫你『天辰』。他說：『霍廷恩，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這些東西要交到天辰手上。用信封寄，從不同國家輪流寄，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是從同一個地方寄出去的。』」

「那些匿名信。」顧天辰說。他的聲音依然平穩，但他握著皮椅扶手的手指微微收緊了。皮革被他的指尖壓出五個淺淺的凹痕。

「是我寫的。」霍廷恩吐出一口煙，煙霧在午後的陽光中緩緩上升，像一條正在甦醒的蛇，從書桌爬到天花板。「第一封，在你爸開始查案的三個月後就寄出了。我寫信告訴他『你已經被發現了』，因為那時候顧正邦開始反查。你爸查他的錢，他就查你爸的人——祕書、司機、法務，一個一個查。一路寄到他死。最後一封你沒帶來——就是你說放在保險箱裡那封。那是他葬禮那天，我從香港飛去台北，在靈堂外面站了兩個小時之後，回來寫的。」他把雪茄放在菸灰缸邊緣，煙霧自己裊裊上升，在無風的書房裡形成一條筆直的灰線。「靈堂裡很多人，董事、股東、記者、那些欠你爸錢的人、那些你爸欠他人情的人。我沒有進去。我在外面看著那扇門，看了兩個小時，然後轉身走去機場，搭最後一班飛機回香港。飛機上我喝了一杯威士忌，你爸最喜歡的那一支——Macallan 18，雪莉桶。然後跟空服員要了一張信紙。那封信我寫了八個字：『葬禮我會去。你欠我的酒，我燒給你。』」

他沉默了。窗外的天光在他側臉上慢慢地、無聲地移動。維多利亞港的霧已經完全散了，正午的陽光筆直地打在海面上，反射出密密麻麻的碎光，像有人在海面上灑了一層碎玻璃。他伸手把雪茄拿起來，吸了一口，煙從他鼻孔裡緩緩流出。





「你十七歲那次盲腸手術，顧正邦調到的不只是你的病歷。他調到了你的血液樣本，做了你跟顧正堯的親子鑑定。但報告從來沒有出現在任何地方。我查了二十年，查不到那份報告的去向。」他從抽屜裡拿出另一份文件，紙質是舊式點陣印表機的連續報表紙，兩邊有整齊的送紙孔，紙張已經泛黃，被折疊成四方形，摺痕磨到快要裂開了，他用兩隻手小心翼翼地展開它。「這是當年那間醫院檢驗科的內部系統登入紀錄。有人從外部IP登入系統，調閱了你全部的血液檢驗報告，包含HLA基因分型。登入時間是凌晨兩點十五分，登入帳號是系統管理員的帳號——那個管理員當天休假。這不是內部疏失，是外部入侵。有人駭進了醫院的系統。」

「他要確認我是不是親生的。」

「你已經知道答案了。」霍廷恩把手放在那份文件上，沒有打開它。他的手指很長，指節突出，像鋼琴家的手，但指尖有一點點發黃的菸漬。「他調這份資料的時間點，是在你爸修改集團章程、鎖死子公司股權轉讓之後兩個月。你爸一鎖死他的金流，他立刻回頭去查血緣。為什麼是那個時間點？因為顧家如果沒有血緣的繼承人，遺產歸屬就會進入民法程序。他可以以『近親』身分申請遺產管理。他不是你爸的親弟弟，但他不知道你爸已經知道了——所以他要先確認，你是不是你爸的親兒子。如果你是，他就繼續當慈祥的叔叔，慢慢搬。如果不是，他可以在董事會上推翻你的繼承權，一夕之間把你掃地出門。」

「我是親生的嗎？」

霍廷恩低頭看著那份文件，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光影在書房的老木頭地板上慢慢地、無聲地移動，一塊一塊的金色光斑從書桌移到書架，再從書架移到牆上。天星小輪的汽笛聲又傳來了，這一次比剛才近，低沉地漫過海面，穿不透這間書房的隔音窗，只在玻璃上留下極輕極輕的震動。

「我不知道。」他把雪茄放在菸灰缸上，煙霧自己繼續燃燒。「我只知道顧正堯在拿到這份HLA報告之後，把保險箱的鑰匙寄給了我。他說：『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確保天辰拿到這個。鑰匙只有兩把，一把在你這，一把在他那。』我問他：『為什麼不直接告訴他？』他說：『他不聽我的話。從小就不聽。我要他自己找到答案，因為只有自己找到的答案，他才會信。』」他抬起頭，那雙炭火般的眼睛看著顧天辰，瞳孔裡倒映著窗外維港的碎光。

「他沒告訴你結論？」





「他從來不告訴任何人結論。他只告訴你他需要你幫他做的事。他需要我幫他查金流，我就查金流，把每一個戶頭的開戶日期、轉帳紀錄、最終受益人全部查出來。他需要我幫他確認病歷調閱的來源，我就查來源，那家醫院的資安漏洞、登入IP的位置、被調閱的檔案清單。但所有查到的東西，全部交給他，由他自己判斷。他從來不跟我分享結論——不是因為不相信我，是結論太危險。握有結論的人，就是他敵人。他不要我變成敵人。」霍廷恩把雪茄拿起來，吸了一口。煙霧在午後的陽光中緩緩上升，像一條正在尋找方向的蛇。「他知道的比每一個人都多。比顧正邦多，比你母親多，比他任何一個合夥人多。但他吃進去的東西從來不吐出來，這是他的弱點，也是他的力量。他一輩子都在一個人扛，扛到最後，把自己扛死了。」

顧天辰把那份文件翻過來。封面什麼都沒寫，只有角落一行鉛筆字跡，筆跡很用力，橫豎都刻進紙張裡，是他父親的字：「天辰。十七歲。手術記錄與基因分析。」他父親沒有寫結論，沒有在文件封面上畫任何記號，沒有圈出任何一個關鍵數字。就像霍廷恩說的——他把所有線索都留給兒子，但結論，他要他自己找。他要兒子從筆記本的片段、從匿名信的警告、從DNA報告的數據裡，一步一步走回他當年走過的那條路，然後在那條路的盡頭，自己看見那個他已經知道但從來不願意說出口的答案。

「你叔叔最近動作了，對不對？」霍廷恩的聲音打斷他的思緒。

「上週董事會，他想延長遺產凍結。他說遺產清點還沒完成，需要再凍結一年。被否決了，四比六。方老附議了我的動議。」顧天辰把文件放下。「保險箱清查日之前，他派人去銀行，拿了一張法院的暫時處分令，說遺產分配尚有爭議，要凍結所有保險箱的存取權限。我們差點進不去。」

「然後？」

「再前幾天他約我午餐。在北投一間私人會所，他選的地方，竹林深處。他跟我說『不要碰不該碰的東西』，語氣像在說明天會下雨。他刻意提到了錄音帶——他說『保險箱裡的東西，不管是你爸的筆記本也好、信也好、錄音帶也好』。他把錄音帶放在最後一個，用無所謂的語氣帶過去。但他知道保險箱裡有錄音帶。打開保險箱的時候，裡面只有我和另一個人，銀行行員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霍廷恩的雪茄在指間緩緩燃燒，煙灰已經積了很長一截，沒有掉落。他沒有抽，只是讓煙霧自己上升。窗外的天光在他臉上的皺紋裡投下一道道細密的陰影。

「他知道，因為你父親死的那天，最後一通電話是打給他的。」他把雪茄放在菸灰缸上，用指尖輕輕彈了一下，積了很長的那截煙灰斷落，掉在菸灰缸裡，沒有聲音。「那通電話打了十二分鐘。從晚上九點二十三分打到九點三十五分。掛斷之後，你父親從四十二樓搭電梯下樓，在電梯裡心臟停止。時間是九點四十一分。從掛電話到心臟停止，中間只隔了六分鐘。」

「我爸在錄音帶裡說——」顧天辰的聲音低了下來，低到幾乎像是耳語，像在說一個不能讓這間書房以外的人聽見的句子。「『不要相信你叔叔。他在搞鬼。』這是他的原話。」

「對。所以你叔叔現在慌了。他不是擔心你知道——你就算知道，也拿他沒辦法，因為你沒有證據。他擔心的是那捲錄音帶。你父親的聲音、你父親的遺言，如果被公開，就算不能當法律證據，輿論也會把他撕碎。顧氏集團的創辦人，臨死前錄下最後一段話，說『不要相信你叔叔』。這句話放出去，他經營了一輩子的形象——那個慈祥的叔叔、稱職的代理董事長、說『天辰我們是家人』的人——會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變成全台灣最被懷疑的人。他賭不起。」

窗外，維港的天光正在變幻，午後開始轉成傍晚，光線的色溫從金白變成橘紅。雲層被風撕成一條一條的絮，太陽不時從縫隙間探出來又縮回去，像有人在雲端調整一盞忽明忽滅的檯燈。天星小輪的汽笛又響了，這一次更遠，從九龍那邊傳過來，穿過整片海面，到這裡已經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尾音。

「霍先生。我們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顧天辰的聲音在書房裡顯得很輕，但很清楚。「你能不能回答我一個問題？」

「說。」

「我爸是不是被殺的？」

霍廷恩把雪茄放在菸灰缸上。他拄著手杖站起來，動作比剛才更慢，膝蓋先撐了一下椅子的扶手才站直。他走到窗前，背對著書房裡所有的光。窗外，維港的海面被黃昏的光切成一半金一半藍，貨船的剪影沿著海岸線排成一條歪歪扭扭的虛線。他站在那裡，像一尊被時問磨得很薄的雕像。

「顧正堯的心臟，在我認識他的十年間沒有任何問題。他每年做健康檢查，報告都寄一份到我這裡——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說『如果我死了，你要知道我是怎麼死的』。他死前最後一次檢查，心電圖正常，血脂肪正常，冠狀動脈沒有阻塞，跑步機測試可以跑到第四級。唯一的異常是——」他用手杖輕輕敲了一下窗框，木頭撞擊金屬的聲音很脆。「他那年重感冒，咳了兩個月，去醫院拿過幾次藥。法醫說是壓力引起的心臟麻痺。壓力。」他把「壓力」兩個字重複了一遍，像在品嚐一顆酸掉的糖果。「他那個壓力叫做『發現自己的弟弟不是親弟弟，而且這個假弟弟正在一步一步搬空他的公司』。很多人死於壓力，但死在發現真相之後兩個禮拜——」他沒有說完。雪茄的煙霧在菸灰缸上自己裊裊上升，煙灰已經積到快要掉下來了。

「你能幫我證明嗎？」

「不能。即使我手上有他最後十年的健康檢查報告，即使我能證明他心臟沒有任何問題，法醫的報告已經結案了。相關文件在五年前就被封存了。」他轉過身，逆光的關係，他的臉完全在陰影中，只看得見那雙炭火般的眼睛。「但是你可以。」

他從窗台上拿起一個牛皮紙信封，遞給他。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紙，沒有燙金，沒有任何標誌，封口沒有黏。裡面只有一張名片。名片很薄，設計簡潔到近乎冷漠，只印一個名字、一個電話號碼。名字是沈維中，頭銜只有兩個字：律師。電話是台北的區碼。

「這個人是你爸當年的法務顧問，不是集團的法務長，是董事長個人法務顧問。只聽你爸一個人的指令，連顧正邦都叫不動他。你爸死後，他無緣無故被顧正邦開除了——理由是組織改組。沒有資遣費，沒有預告期，就是一個星期五下午被人資叫進辦公室，說『你的職位被裁撤了，下週一不用來了』。他現在自己開了一間小事務所，在台北中山區的老公寓二樓，只有一個助理，每天接一些離婚訴訟和遺產糾紛。他知道的事情比他敢說的多，他嘴巴被嚇過一次，關得很緊。但你跟他說我介紹的，他會願意談。」霍廷恩頓了一拍，手杖在地板上輕輕點了一下，聲音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輕。「他可能——這兩個字要畫重點——有你爸最後那段時間的電話錄音。法務顧問通常會幫董事長的手機做定期備份，這是標準程序。通話錄音是其中一項。如果備份沒有被刪掉的話。」

「如果有錄音，就能知道我爸跟我叔叔最後那通電話說了什麼。」

「不只。」霍廷恩伸出手，把那張名片往顧天辰的方向推了半公分。他手指的溫度比室溫更低。「如果有錄音，可能可以證明你那通電話不是死於心臟病。是被逼死的。十二分鐘的通話，掛斷之後六分鐘人就在電梯裡心臟停止。一個沒有心臟病史的人，掛完電話六分鐘之後心臟停止。這六分鐘裡他做了什麼？他沒有打給任何其他人——你爸的通聯紀錄在事發後被調出來過，我這裡有一份。從掛電話到進電梯，他一個人都沒聯絡。他只是坐著，坐了大約三分鐘，然後站起來，走進電梯。我推測他是要回家拿東西。他那天下班之後跟你叔叔通完電話，就要回家找你。但他沒有走出那部電梯。」

書房裡很安靜。窗外，維港的天色已經完全轉成橘紅，太陽正在落入九龍半島西側的山巒後方，把整片海面染成一張正在燃燒的錫箔紙。霍廷恩背對著這片光，站在窗前，手杖點在兩腳之間。他看著顧天辰，那雙炭火般的眼睛在漸暗的天色中顯得更亮了。

「我爸在錄音帶裡最後一句話是『天辰，爸爸愛你，只是我不會說，對不起』。」顧天辰把名片放進西裝內袋，跟那把黃銅鑰匙放在同一個位置。紙張滑進口袋的時候，碰到鑰匙的金屬表面，發出一聲輕微的、只有他自己聽得到的摩擦聲。「你認識他那麼多年，你覺得他說這話的時候，是知道他快死了，還是知道有人在逼他死？」

老人的眼睛在那一瞬間，不是變紅，也不是變濕。是變遠。像一個站在岸上的人，看著一艘船慢慢沉進地平線以下。那艘船的樣子他記得一清二楚，但他沒有叫它，因為他知道叫也沒用。

「他知道。」霍廷恩閉上眼睛，然後睜開。他把手杖靠在窗台上，空出那隻手，揉了揉自己的眉骨。這個動作很輕，但顧天辰看見他的手在顫抖——不是帕金森氏症的那種抖，是壓抑了很久之後，在某一瞬間忽然壓不住的抖。「他在打最後那通電話給你叔叔之前，有先打給了我。時間大概是晚上八點半。他問我有沒有空，我說有。他在電話裡說：『老霍，如果我今天走，幫我看著天辰，不要讓他變成他叔叔那樣的人。』我說：『你在講什麼，什麼叫今天走？你要去哪？』他說：『哪裡都不去。只是先講起來放。』」他把手從眉骨上移開，重新握住手杖，手指的顫抖被檀木杖身的重量壓住了。「他哪裡都不去。他只是知道。他知道自己已經被逼到了盡頭，他知道那通電話會是某種結束。他走進電梯的時候，大概就已經做好了不會再醒來的準備。他只是不知道會這麼快。」

窗外，最後一線陽光沉入山巒後方，維港的海面從橘紅色轉成深藍色，兩岸的燈火開始一盞一盞亮起，像沿著海岸線點燃一條長長的引線。從Serpent & Key走出來的時候，香港開始下雨。雨不大，是那種細細密密、打在臉上不會痛但會在襯衫上留下點點深色水痕的雨。中環的上班族撐著黑色的傘在騎樓下快步移動，高跟鞋踩在濕漉漉的紅磚道上發出清脆的叩叩聲。一輛雙層電車叮叮噹噹地駛過，車身上的廣告在雨中糊成一片彩色的殘影。幾隻鴿子縮在騎樓的遮雨棚下，抖著羽毛上的水珠。整座城市在雨中像一個被按下慢速播放鍵的影片，所有動作都比平常慢了半拍，聲音都隔著一層水。

他沒有撐傘。他站在那棟沒有名字的商業大樓門口，夾在兩棟發光的摩天大樓之間，抬頭看著門牌上那行字。Serpent & Key。蛇與鑰匙。他父親信任了十年的那個人，在這扇門後面守著所有的祕密，從顧正邦的第一筆海外資金到最後一通電話，從DNA報告到保險箱的鑰匙，全部整整齊齊地收在那間沒有窗戶的書房裡。但結論，霍廷恩沒有給。也許是他不願意給——因為他不想騙最好的朋友的兒子。也許是他自己也無法面對那個結論——因為一旦說出口，他就必須承認，自己早在十年前就應該看出來顧正邦會殺人。

手機震動。顧雅琳。

「見到了？」她的聲音隔著一道海峽傳來，聽起來比平常更緊繃。不是那種緊張時會發抖的緊繃，是那種她把所有的情緒壓在聲帶底下、不讓它們浮上來的緊繃。

「見到了。」

「有什麼收穫？」

「一個名字，沈律師，台北。霍廷恩說他是我爸的個人法務顧問，我爸死後被顧正邦開除。他可能握有我爸跟我叔叔最後那通電話的錄音備份。」

「沈律師？」她頓了一拍。那一拍裡，顧天辰聽到她在腦中快速翻閱資料庫的聲音——她的大腦像一台永遠不關機的伺服器。「沈維中？中山區那間小事務所？」

「你認識他？」

「不認識。但我知道他。」她的語速變快了，進入她擅長的分析模式。「這個人三年前幫一個客戶打過遺產官司，對手是顧氏集團的法務部。不是普通的法務，是顧正邦直屬的律師團，六個人對他一個。他那場官司贏了，是那一年台北地院最轟動的遺產訴訟判決。但贏了之後一個月內，他就退出商業訴訟圈，再也沒接過任何大案子。事務所從信義區搬到中山區的老公寓二樓，招牌小到找不到。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那場官司的對手，是你叔叔。他打贏了一場沒人覺得他會贏的仗，然後他立刻從戰場上消失。不是自願消失，是被消失的。你叔叔不會放過打贏他的人。但他手裡一定還有更多沒用完的牌——否則以顧正邦的作風，不會只是讓他退隱，會讓他直接消失。」

雨停了。或者還沒停，只是剛好有一片雲移開了中環上空。他站在那棟樓的門廊下，一隻手插在西裝口袋裡，指尖碰著那張薄薄的名片，另一隻手垂在身側。他忽然想起保險箱最深處那捲錄音帶，他父親疲憊的、沙啞的聲音，背景是港鐵的軌道摩擦聲：「不要相信你叔叔。他在搞鬼。」那句話錄下的時間是凌晨兩點四十七分——在香港，不是台北。那時候他父親已經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他把這輩子說不出口的三句話全部錄在錄音帶裡：「對不起。」「不要相信你叔叔。」「爸爸愛你。只是我不會說。對不起。」不是留給董事會，不是留給律師，不是留給那個幫他守了十年祕密的朋友。是留給他兒子。他把這輩子最大的謎題留給兒子，然後帶著那個謎題的解答走進電梯，從四十二樓下降到地下停車場，在二十九秒內心臟停止跳動。

手機裡，顧雅琳察覺到他的沉默。她對沉默的敏感度比任何人都高，因為她自己就是靠沉默來判斷對手的人。「顧天辰？你還好嗎？」

「我很好。」他說。這三個字是真的，不是陳浩然以前說的那種「很好」。他低頭看著濕漉漉的柏油路面，路燈的光在水窪上投下破碎的倒影。把口袋裡的那張名片拿出來，雨水滴在紙面上，把墨水暈開了一點點，但電話號碼還看得很清楚。「幫我約沈律師。越快越好。」

「用什麼名義？」

「跟他說——顧正堯的兒子，想問他關於那十二分鐘的事。」

掛了電話之後，他站在門廊下，沒有立刻離開。雨又開始下了，從那片移開的雲後面追過來，比剛才更大一點。維多利亞港的霧氣正在被雨打散，對岸九龍的天際線一點一點從灰白中浮出來，萬家燈火在雨中變成一顆一顆模糊的、濕潤的光點，像照片在暗房裡顯影。

他把手伸進西裝內袋——名片跟鑰匙疊在一起。指尖摸到銅鑰匙那頭冰冷的金屬，也摸到名片邊緣被雨水浸軟的紙張。他父親留給他的兩樣東西疊在同一個口袋裡，一把鑰匙指向過去，一張名片指向答案。他同時握著它們，像握著一個還沒有說完的句子——他父親打給霍廷恩說「哪裡都不去」，然後打給顧正邦，然後走進電梯。十二分鐘和六分鐘。這十八分鐘裡發生的事情，現在全台灣只剩一個人可能握有紀錄。那個人正在中山區的老公寓二樓，等著有人來問他。

第十九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