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重生：當愛變成致命詛咒: 第二卷：新身份的試煉 / 第二十章：錄音

沈律師的事務所開在中山區一條連導航都會迷路的巷子裡。

那條巷子太窄了，窄到兩台機車要會車都得其中一台先停下來，把後照鏡折進去。夾在一間根本沒有客人的泡沫紅茶店——招牌的「茶」字缺了一角，日光燈管一明一滅——跟一間專賣過期日雜的批發倉庫中間。倉庫門口堆滿了紙箱，紙箱上的膠帶已經泛黃，印刷的字體是五年前就改版的品牌標誌。顧天辰站在門口，確認了三次地址。手機導航顯示「已到達目的地」，但眼前只有一扇老舊的鐵門，門上的油漆從深綠色剝落成斑駁的灰綠色，門牌用透明膠帶貼在鐵門上，膠帶的邊緣已經翹起來，被太陽曬到脆化，一碰就會碎成粉末。「沈信義律師事務所」——連招牌都不是，只是那張門牌上印著的一行字，字體是新細明體，印表機的墨水已經暈開了，筆畫變得毛毛的。他按了門鈴。沒響，大概是電池早就沒電了。倒是從泡沫紅茶店的招牌後面傳來一陣窸窣，一隻橘色的野貓從招牌邊緣探出頭，耳朵缺了一小角，跳下來，落在遮雨棚上，發出一聲軟軟的「喵」。遮雨棚的塑膠布被牠踩出一個淺淺的凹痕。

門開了一條縫，剛好夠一隻眼睛跟半張臉露出來。門後是一個老人，大概七十歲，也許更老。他穿著一件洗到領口都起毛邊的舊白襯衫，領口的鈕扣沒扣，袖口的鈕扣也掉了，線頭拉出一小截。外面套著灰色的毛線背心，背心的鈕扣掉了一顆，露出裡面襯衫的皺褶。他的頭髮全白，沒有整理，有一撮翹在頭頂上，像被風吹歪的鳥羽。眼鏡歪歪地掛在鼻梁上，一邊的鏡腳用透明膠帶纏著，纏了好幾圈。他看起來像一個在公園下象棋的老頭，不像一個曾經擊敗顧氏集團六大律師的狠角色。

「你就是霍先生說的那個人。」他的聲音比顧天辰預期的更有力，不像一個已經在這條巷子裡消失了三年的人。不是宏亮，是密度——每個字的尾音都不拖，說完就收。

「沈律師。」





「不要叫我律師。」他把門拉開，門軸發出尖銳的嘎吱聲。橘貓趁機從門縫鑽進去，尾巴掃過顧天辰的腳踝，像一根移動的雞毛撢子，毛茸茸的觸感隔著西裝褲的布料一閃而過。「我三年沒出庭了，律師公會大概也忘了有我這個人。叫我老沈就好。進來。不要站在門口讓隔壁那個泡沫紅茶店老闆看——他什麼都不做，專門看。」

事務所內部跟它的門面一樣破舊。辦公桌上堆滿了檔案夾，牛皮紙的、塑膠封面的、什麼顏色都有，有些已經滿到地板上，沿著桌腳疊成歪歪扭扭的塔，最高的那疊快碰到天花板，全部往同一個方向傾斜，像一棵被風吹歪的樹。牆上掛著一張泛黃的法學院畢業照，台大法學院，照片裡年輕人穿著學士服，眼神銳利，下巴微微上揚，嘴角帶著一絲年輕律師特有的、還沒被現實磨掉的傲氣，跟此刻站在他面前的這個老人判若兩人。窗戶的百葉簾壞了三片，歪歪斜斜地掛在上面，午後的陽光從縫隙裡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條一條平行的金線，灰塵在那些光束裡緩緩飄動。空氣裡有舊紙張的酸味、灰塵的乾燥味、和很淡很淡的菸味——不是最近有人抽菸，是那種菸味已經滲進牆壁的水泥層裡，跟油漆融為一體，經過無數個夏天和冬天，永遠散不掉的味道。

「坐。」沈信義指著辦公桌對面那張椅子。椅子的座墊破了，邊緣裂開一道口子，露出裡面黃色的海綿，海綿已經被坐扁了，留下一個淺淺的臀形。

顧天辰在椅子上坐下，椅子的彈簧發出淒厲的嘎吱聲，那聲音大到讓橘貓從桌上抬起頭，耳朵抖了一下，然後又趴回去。牠跳上辦公桌，在鍵盤旁邊找到一個舒服的位置——剛好在滑鼠跟一本攤開的六法全書之間——蜷成一團，把尾巴蓋在自己鼻子上，閉上眼睛。

「那是我老伴。」沈信義說，用下巴指了指那隻貓。「她叫橘子。跟你爸一樣，都不聽我的話。我說不要跳上桌，她偏要跳。我說不要吃那個牌子的罐頭，她偏要吃。我說那個案子不要接了，你爸偏要接。」他把手插進毛線背心的口袋裡，肩膀微微駝著。「結果呢，我現在每天幫她開罐頭。你爸呢——他連罐頭都不用開了。」





「沈律師認識我父親？」

「認識？」沈信義從桌上拿起一副老花眼鏡戴上，鏡框是歪的，一邊高一邊低，他用手指扳了一下，扳完還是歪的，就放棄了。他抬起頭，隔著那副歪掉的眼鏡看著顧天辰，看了很久，久到橘貓換了一次睡姿。「你爸是我這輩子少數願意為他賣命的人。不是因為他給的錢多——他給的錢很少，比我接其他客戶的案子少了一半。是因為他這個人——」他停了一下，把眼鏡拿下來，用袖口擦了一下，袖口的毛邊沾到鏡片上，他又用拇指去抹。「他叫你做一件事，從來不解釋為什麼，但你做完之後回頭看，會發現他早就把整盤棋都想好了。你只是他棋盤上的一顆棋子，但你心甘情願被他擺。」

他把眼鏡戴回去，這次戴正的，沒有歪。然後他坐下來，坐在辦公桌後面那張跟對面一樣破舊的椅子上，椅子發出一聲更淒厲的嘎吱。

「我幫他處理法務事務處理了八年，從你十歲到十八歲。你小時候我見過你好幾次，但你大概不記得了。你那時候每次來事務所，都坐在沙發上打電動，頭都不抬。你爸在裡面跟我討論遺囑、討論股權、討論如果有天他不在了要怎麼保護你，你就在外面打電動。我跟他說過一次：『你兒子好像不太在乎你在談什麼。』他說：『他不需要在乎。我談這些就是為了讓他一輩子不需要在乎。』」沈信義把雙手放在桌上，那雙手上布滿了褐色的斑，指甲縫裡還有沒洗乾淨的印泥殘留。「他死的那天，我人不在事務所。我在台北地方法院幫他遞一份聲請狀——那時候法院快要下班了，收狀窗口的小姐正在補口紅。我把狀紙遞過去，她蓋了收文章，我看著那個日期戳印壓在紙上，那時候是下午四點二十三分。我不知道同一時間，你爸正在從四十二樓下降到地下停車場，心臟停止跳動。」

他把眼鏡拿下來，放在桌上。鏡片反射著百葉簾透進來的陽光，在桌面上投下一小塊橢圓形的光斑。那隻橘貓睜開一隻眼睛，看了他一眼，又閉上。





「那份聲請狀，聲請的內容是申請你叔叔的股權凍結。你爸收集了三年的證據——海外帳戶、子公司股權轉讓、偽造董事會紀錄——全部附在聲請狀後面。他說只要法院受理，顧正邦就等於被銬上手銬。他那天早上一邊簽名一邊跟我說：『老沈，這是最後一仗。』他簽名的時候筆跡特別用力，筆尖把紙都戳破了。我那時候以為，他說『最後一仗』的意思是打完這仗就結束了。後來我才知道，他不是那個意思。他不是在打仗，他是在退場。」

「退場？」顧天辰重複這個詞。他的聲音比他預期的更輕。

「把自己的後路全部砍斷，把你叔叔的前路全部堵死，然後——」沈信義舉起那隻沾著印泥的手，慢慢收攏手指，做了一個捻熄的動作。他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手指在微微顫抖，不是帕金森氏症的那種抖，是壓抑了很久之後、忽然不需要再壓抑了的那種抖。「離開。熄燈。退場。他那個人不打沒有勝算的仗。他一定知道自己贏不了——不是法律上贏不了，是身體上贏不了。他比誰都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

顧天辰沒有說話。他低頭看著自己放在膝蓋上的手——顧天辰的手，指節分明，無名指上戴著鉑金戒指。他父親死的那天，顧天辰十八歲，坐在醫院走廊的塑膠椅上打電動。護士走出來說「顧先生走了」的時候，他頭都沒抬，只說了句「喔」。然後繼續打電動，因為遊戲打到一半，那一關快要過了。他不知道那時候沈律師正在法院遞出最後一份聲請狀，文件上他父親的簽名還殘留著最後一點體溫。他不知道他父親用人生最後一天在為他打仗——不是因為覺得自己能贏，是因為就算自己不能贏，也要把城牆蓋好，把護城河挖深，讓那個假弟弟再也動不了他兒子一根頭髮。他也不知道他父親死前最後一通電話是打給那個正在被他法律文件鎖死的敵人。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只是坐在塑膠椅上，打電動，說「喔」。

「霍先生說，你可能有我爸最後那段時間的電話錄音。」

沈信義沒有回答。他推開椅子站起來，椅腳刮過磨石子地板，發出尖銳的摩擦聲。他走到辦公室最裡面那排鐵櫃前，鐵櫃是灰綠色的，油漆已經斑駁，其中一扇門的鉸鏈歪了，關不緊，用一條繩子綁著。他彎下腰——彎得很慢，一手扶著膝蓋，一手去拉鐵櫃最底層的把手——從裡面抽出一個紙箱。那個紙箱看起來很沉，他搬的時候整個人的重心都在往下墜，膝蓋微微彎曲，紙箱的底部快要碰到他的腳背。他把紙箱放在辦公桌上，灰塵從箱面上揚起來，在午後的陽光中像一群迷路的微生物，密密麻麻地漂浮著。橘子打了一個噴嚏，尾巴劇烈地抖了一下，然後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換了一個位置——從六法全書旁邊移到滑鼠墊上。

「顧正堯死前三個月，」沈信義打開紙箱，灰塵又揚起一波。裡面整整齊齊地疊著牛皮紙檔案夾，每一個夾子上都貼著手寫的標籤。他從最底層抽出一個銀色的外接硬碟，硬碟的外殼是鋁合金的，邊緣的漆已經被磨掉了，露出底下氧化發黑的鋁殼，看起來像一塊被挖出來的老礦石。他用拇指抹了一下硬碟表面，把灰塵擦掉，然後放在桌上。「他叫我幫他設定手機通話錄音的自動備份。不是透過公司系統——公司系統你叔叔隨時可以調。是直接存在我這裡，加密硬碟，密碼只有他知道、我知道。」他推了一下那副歪掉的老花眼鏡，這次推了之後沒有滑下來，因為他推的動作太慢，慢到鏡框剛好卡在他的鼻梁上。「他沒說為什麼要錄音，我也沒問。我剛才說過——他這個人，交代事情從來不解釋。他不會說『老沈，我擔心有一天我跟我弟弟的對話會成為證據』。他只會說『老沈，幫我弄這個』。然後我就弄。我跟他八年，從來不問為什麼。」

「他死之後呢？」





「他死之後，這顆硬碟留在我這裡。隔天一早，連葬禮都還沒開始，顧正邦就派人來公司搬東西。不是搬，是抄。一群人穿黑西裝，手裡拿著紙箱跟封箱膠帶，像蝗蟲過境一樣。電腦、伺服器、紙本檔案——辦公室那台大型碎紙機裡的紙條，碎到零點五公分的那種，全部被倒出來，裝在夾鏈袋裡帶走，聽說他們花了一個月把那堆碎紙拼回原狀。」他看著那顆硬碟，隔著歪掉的眼鏡，眼鏡的度數好像已經不太夠了，他瞇著眼睛。「他們帶走了所有東西——連我桌上的便條紙都帶走了。但沒有帶走我，也沒有帶走這顆硬碟。」

「為什麼？」

「因為那天早上，我在法院遞完聲請狀之後，沒有直接回事務所。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回去——你可以說是運氣，也可以說是直覺。我總覺得那天有什麼不對勁。我把硬碟從備份機上拆下來，放進我的公事包裡，然後去法院遞狀。遞完狀之後，我沒有回事務所，我去了法院旁邊的咖啡廳，點了一杯美式咖啡，坐了兩個小時。那兩個小時裡，顧正邦的人在事務所裡搬東西。我在咖啡廳裡喝咖啡。我把公事包放在法院的置物櫃裡——那種給律師放卷宗的臨時置物櫃，密碼鎖。法院的置物櫃，顧正邦的人進不去，除非他們有法院搜索票。他們沒有。到現在都沒有。」他把硬碟拿起來，放在掌心，掂了一下那個重量。然後他伸出手，越過桌上那堆歪歪扭扭的檔案塔，把那顆硬碟放在顧天辰面前。硬碟落在木頭桌面上時，發出沉悶的一聲。「我被開除之後——他們說『組織改組』，我說你不用修飾，開除就是開除——我沒有把這顆硬碟交出去。不是因為我勇敢。我一點都不勇敢。我在這條巷子裡躲了三年，連法院都不敢經過，怕碰到你叔叔的人。我沒有交出去，是因為我怕。我怕如果交出去，我就永遠不知道他死前最後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

「那你知道之後呢？」顧天辰問。他伸手按住那顆硬碟，金屬的外殼很涼，像剛從冰箱裡拿出來的鋁罐，在他掌心慢慢變暖。他感覺到硬碟的邊緣輕輕壓在他的生命線上，那道他還沒有完全搞懂來歷的舊疤。

「更怕了。」沈信義把手從硬碟上移開，身體靠回椅背，但背脊沒有靠在椅背上——他只是把雙手交疊在膝蓋上，駝著背，看著桌上那個裝滿檔案的紙箱。「這裡面有你爸死前三個月的所有通話錄音。六百通。六百通，每一通我都轉檔了。接的、打的、打出去沒人接的沒有錄音。開頭幾通都是公事，跟財務長談年報，跟廠商談合約，跟銀行談額度，語氣跟你記憶中的顧正堯一樣——冷靜、簡短、不解釋。但越到後面，他的聲音越變。不是變弱，是變慢。像一個人走在一條越來越長的走廊裡，走廊的盡頭有一盞燈，他看得見那盞燈，但他不知道要走多久才會到。」他停了一下。「最後一通，是他打給顧正邦的。通話時間十二分四十六秒。你看那個數字——十二分四十六秒。你爸那種人，打電話從來不超過三分鐘。他的電話只有三種：『到了』、『簽了』、『下次談』。一通十二分四十六秒的電話，對他來說，等同一場董事會。」

他把硬碟往顧天辰的方向又推了半公分，指尖壓在鋁殼上，指節因為用力而微微泛白。

「我全聽完了。一次。從頭到尾，六百通，花了好幾個晚上。聽到最後一通的時候，我在這張椅子上坐到天亮。只聽一次就不敢再聽。不是怕聽不清楚——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連背景裡的冷氣聲、顧正邦用手指敲桌子的聲音、他自己在說某些關鍵字之前深吸一口氣的氣音，全部聽得很清楚。就是因為太清楚了，不敢再聽。」





顧天辰把硬碟拿起來。金屬的觸感從指腹蔓延到掌心，涼意沿著血管往上爬。他想起保險箱裡那捲錄音帶，他父親凌晨兩點四十七分，在香港，對著一台卡式錄音機說：「天辰，爸爸愛你。只是我不會說。對不起。」那句話的背景是港鐵的軌道摩擦聲。現在這顆硬碟裡，有六百通電話。六百個片段，六百次對話。他父親死前三個月，每一天跟誰說了什麼，全部在這裡。他知道自己接下來要聽到的東西，會比那捲錄音帶更難承受——因為錄音帶是遺言，遺言是經過準備的。而這些電話不是，它們是真實的、措手不及的、沒有彩排的人生。

「最後一通說了什麼？」

「你自己聽。」沈信義從椅子上站起來，這次動作比剛才更慢，因為他已經坐了太久，腿麻了。他繞過辦公桌，彎腰抱起那隻趴在滑鼠墊上的橘貓，橘子不情不願地喵了一聲，把頭埋進他的臂彎裡。他走進事務所後面的小房間——那裡應該是他睡覺的地方，門半開的時候可以看見一張行軍床和一個小冰箱——門在他身後輕輕關上。沒有關緊，留了一條縫，大概兩指寬。橘子的尾巴從縫隙裡伸出來，在地板上晃了一下，然後也縮進去了。

辦公室只剩下他，和那顆硬碟，和窗外百葉簾漏進來的午後陽光。陽光已經從地板上移到了牆上，照到那張泛黃的法學院畢業照，照片裡年輕人的眼睛被光線點亮，看起來像在看著此刻的這間辦公室。

他把硬碟接上手機。阿杰在他出發前幫他準備了一條轉接線，Lightning對USB，線材是黑色的，整整齊齊地收在一個絨布小袋裡。阿杰永遠會幫他準備需要的東西，他從來不問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他只是準備好。

第一個音頻檔案跳出來。時間戳記：五年前。通話對象：顧正邦。通話時長：12:46。檔名的格式是「日期_時間_聯絡人」，聯絡人的名字寫著「顧正邦」，括號裡加註了一個字：「弟」。他父親在手機裡把這個人存成「弟」。

他按下播放。

第一秒是空白，只有線路接通的沙沙聲，那種老式數位通話才有的壓縮感，像有人在遙遠的地方對著一個空房間呼吸。然後，顧正邦的聲音傳來，比現在年輕一點，語速比平常快，沒有寒暄，沒有「最近怎麼樣」，沒有「嫂子和天辰還好嗎」——那些他現在見面時一定會說的場面話。他們在討論公事，大概是從某個案子開始的，但不到三十秒，顧正堯的聲音就打斷了。





他父親的聲音。不是錄音帶裡那種疲憊的、沙啞的、凌晨兩點四十七分對著一台小機器喃喃自語的聲音。是硬的，是冷的，是顧正堯在談判桌上才會用的聲音——不笑，不多話，每一個字都像從冰塊上鑿下來的。「我查了你三年。你從十七年前就開始調天辰的資料。你買了多少股票、用什麼方式把那些轉了好幾手、最後進了哪幾個戶頭，全部都在我桌上。查了你的錢從哪裡來——開曼群島、維京群島、新加坡——查了你不是顧家的血脈——你那張DNA報告現在就在我的保險箱裡。你要否認嗎。」

有一段很長的雜音。不是沉默，是兩人的聲音疊在一起，像兩條纏鬥的蛇，在電話線的兩端同時張嘴，誰也不讓誰說完。顧正邦的聲音拔高了——顧天辰從來沒聽過他用這種聲音說話——說了一句「你以為你是誰，你連自己的兒子是不是親生的都不知道」，然後立刻被顧正堯的聲音壓過去。顧正堯說他不配姓顧，說他從頭到尾都在騙，說他害死的人不只一個。

然後出現一個名字。

劉志強。

顧天辰的手指在螢幕上方停住了。他父親的聲音說：「你安排劉志強進XX科技，不是因為他能力好——這個人連一份企劃案都寫不出來，只會偷下屬的東西。你安排他，是因為他什麼都願意做。他在澳門欠的賭債是你還的。他用來接近林欣怡的那筆錢是你給的。你讓那兩個人纏在一起，然後用林欣怡去套住陳浩然——陳浩然是天辰身邊最有可能發現你在搬錢的人。他負責幫XX科技做內部稽核對帳，他不姓顧，但他會查。三年，你用了三年，把陳浩然從一個準備升職的優秀員工變成一個被偷走一切、連自尊都沒有了的廢物。你讓他每天都在為生存掙扎，讓他分不出任何心力去看其他東西。你是用他，在擋天辰的路。」然後顧正邦笑了。那聲笑很輕，很短，不是嘲諷，不是示弱，是那種發現自己退路全部被堵死、乾脆不退了、決定賭最後一把的笑。像一把刀從皮鞘裡抽出來，又立刻插回去，乾淨俐落，沒有一絲遲疑。他說了什麼——聲音太低，像是嘴唇直接貼在話筒上，錄音只抓到殘破的片段：「……知道太多對你沒好處。」

沉默。線路的沙沙聲填滿了很長一段空白。然後顧正堯開口，聲音忽然變了——不再是硬的、冷的。是平的，像一面結冰的湖，表面什麼都沒有，但底下有人溺水。「我知道的夠多了。十七年，你挪走的錢夠你活三輩子。但你不只拿錢，你還殺人。那個被你派去調病歷的技術人員，六年前在香港車禍，撞他的車是租的，租車人用假護照。警方沒查到，我查到了。」

顧正邦沒有回答。





「你說得對，」顧正堯繼續說，語氣近乎平靜，「我活不久了。這裡——」他停了一下，可能是摸了摸自己的胸口，話筒傳來衣服摩擦的窸窣聲。「已經不行了。醫生開給我的藥我沒吃。我要清醒。我要在明天董事會上親自說這些話。但我不會在董事會上說。我要你在明天董事會上自己辭職。明天早上九點，你自己對著所有董事說『我因個人因素辭去董事長』，我就把這些文件鎖進保險箱，讓它們跟我一起消失。如果你不出現——明天下午，檢調會收到全套副本。第一份是你十七年前調閱病歷的教唆偽造文書。第二份是你挪用公款跟洗錢的證據。第三份是你教唆殺人的通聯跟匯款紀錄。補上第四份——你跟林欣怡的掛名假工作室，只是為了給她付錢。你把林欣怡放在陳浩然身邊，讓她用感情控制他，讓他永遠沒力氣去查帳。陳浩然以為自己遇到了一個愛他的人，他不知道那都是安排好的。」

他說這些的時候，語氣沒有起伏。不是在施壓，不是在威脅，不是在談判桌上虛張聲勢。是一個已經知道自己活不久的人，在把棋盤上最後一顆棋子放下去。那顆棋子叫做「全部」。

沉默。沙沙聲又填滿了空白。然後顧正邦開口，聲音忽然變得很輕很輕，輕到幾乎被電話線路的電流聲蓋過去。他說了什麼，聽不清楚，只有片段：「……哥。你從來沒有把我當弟弟。」話筒傳來一聲輕微的碰撞，可能是被放在桌上，又拿起來。然後顧正邦的聲音變得清楚，語速很慢，每一個字都像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你查的都是對的。所以我不能讓你活到明天。」電話掛斷。嘟——嘟——嘟——的忙音，持續了大概十秒，然後是顧正堯按下結束通話鍵的聲音。錄音結束。

掛斷時間：晚上九點三十五分。顧正堯死亡前——他父親死的那天，法醫推定死亡時間是晚上九點四十一分。這是他父親生前最後一個撥出的電話。十二分四十六秒之後，他父親再也沒有打給任何人。他掛斷之後，大概在這張椅子上——沈信義事務所的這張破椅子，或是他辦公室的皮椅上——坐了一會。然後他站起來，走進電梯，按下地下停車場的按鈕。電梯從四十二樓開始下降，每秒六公尺。二十九秒。在電梯裡，他的心臟停止跳動。法醫說是急性心肌梗塞，沒有解剖。沒有人懷疑一個五十一歲沒有心臟病史的男人，為什麼會在跟弟弟通完電話四小時後暴斃在辦公室的電梯裡。沒有人知道他通完電話之後那幾個小時裡做了什麼、想了什麼、有沒有想過打給兒子。他只是一個人坐著，然後站起來，走進電梯。

顧天辰把螢幕關掉。硬碟的指示燈從快速閃爍變成持續亮著，然後熄滅。辦公室只剩下老舊空調的低頻嗡鳴，和那隻橘貓在門縫後面偶爾發出的細微鼾聲。午後的陽光已經從牆上的畢業照移到了天花板上，光斑從金黃色變成淡橘色，傍晚快到了。

他坐在那張破掉海綿外露的椅子上，很久沒有動。不是震撼，也不是難過——這兩種感覺他都太熟悉了，熟悉到可以把它們像把零錢放進口袋一樣，先收起來，回家再處理。是一種很奇怪的、從未體驗過的感覺。他父親在死前四小時，跟那個人說的最後幾句話裡，提到了劉志強、林欣怡、陳浩然。他父親在死前四個月——不，更早，從他開始查顧正邦的那一天起——就在查這兩個名字。劉志強是顧正邦安排的棋子，林欣怡也是，他們的相遇不是偶然，他們的偷情不是偶然，陳浩然被他們夾殺也不是偶然。是一場長達三年的布局。他重生之後第一個想要報復的兩個人，不是隨機挑選的垃圾，是他父親留在線索盡頭的發光箭頭，指向同一個幕後兇手。他父親查到了，然後死了。而陳浩然——那個被他們利用、榨乾、踩在腳底、最後被酒瓶砸死的廢物——從頭到尾都不是主角。他是一個被安排好的道具，一顆被吃掉之後就可以吐掉的棋子。他以為林欣怡愛過他，哪怕只有一開始那幾個月也好。但他父親的錄音說得很清楚：「你用林欣怡去套住陳浩然。讓她用感情控制他，讓他永遠沒力氣去查帳。陳浩然以為自己遇到了一個愛他的人，他不知道那都是安排好的。」

他站起來。椅子在他身後發出一聲嘎吱，彈簧終於解脫了。他走到那扇留著一條縫的門前，用手背輕輕推開。橘子的尾巴還在縫隙裡晃，毛茸茸的尖端掃過門框。

「沈律師。」他的聲音在狹小的辦公室裡顯得特別平穩，但穩得太過了，像一個把所有的重量都壓在腳底、不讓自己晃動的人。「我聽完了。」

門開了。沈信義站在門後，橘子還在他懷裡。那隻貓把頭埋在他的臂彎深處，只有尾巴垂在外面，緩緩地左右晃動。老人的眼鏡還歪著，那撮翹在頭頂的白髮還是沒有壓下去。他的眼睛在歪掉的老花眼鏡後面，紅了一圈，下眼瞼有一條淺淺的水線，但眼淚沒有掉下來。不是那種快要哭了的紅，是那種已經紅過了、被他自己硬生生壓回去之後殘留的痕跡。那雙眼睛不是看著顧天辰，是看著他身後的某個點——也許是那個八年前遞出最後一份聲請狀的法院門口，也許是更遠的地方。

「你爸最後那通電話，我聽了三次才聽懂。」他的聲音沒有發抖，但變慢了，每個字之間的間隔被拉長了，像是他需要確認每一個字都放在對的位置上。「第一次聽的時候，我一直在發抖，聽完之後把硬碟拔掉，鎖進鐵櫃裡，三天不敢碰。第二次聽的時候，我把錄音轉成文字檔，一個字一個字打出來，打到一半手停住了，因為我發現——」他把眼鏡拿下來，用毛線背心的下擺慢慢擦，但毛線根本擦不乾淨鏡片，只是把灰塵從一個角落抹到另一個角落。「他不是在打最後一仗。他是在交代遺言。每一句話都是遺言。他知道那通電話之後，不管結果怎麼樣，他都回不去了。如果顧正邦明天辭職，他贏了——但他知道顧正邦不會辭職。如果顧正邦不辭職，檢調會收到全套副本，顧正邦會被抓去關，他還是贏了——但他知道自己活不到那天。」他把眼鏡戴回去，這次沒有歪。他的手還在抖。

「他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顧天辰的聲音很輕，但橘子睜開了一隻眼睛。

「不是知道什麼時候。是知道一定會。他那個人，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他一定算過——算過自己的身體還能撐多久，算過顧正邦會怎麼反應，算過這通電話之後有幾種可能的結局。他發現所有結局都導向同一個結果：他會死，但顧正邦會被拖下水，你會拿到所有的證據。所以他打了那通電話。不是為了威脅顧正邦，是為了讓顧正邦說出那些話。顧正邦說『所以我不能讓你活到明天』——這句話，就是他要的。」

「他在蒐證。」

「他在用自己最後的命，換這一段錄音。」

顧天辰看著那隻橘貓。牠把頭從沈信義的臂彎裡伸出來，打了一個呵欠，露出粉紅色的舌頭和幾顆稀疏的牙齒。牠不知道這個房間裡剛剛發生了什麼，牠只知道太陽快下山了，差不多該吃晚餐了。

「顧正邦當時在電話裡笑了一聲，」顧天辰說，「你聽到了嗎？」

「聽到了。」沈信義把手放在橘子的背上，手指輕輕順著牠的毛。那隻手終於不再抖了。「那聲笑，不是苦笑。不是『被你抓到我也認了』的那種苦笑。是那種——」他頓了一下，低頭看著橘子，像在跟貓解釋。「發現自己退路全部被堵死、乾脆不退了、決定最後賭一把的笑。那種笑我在法庭上看過一次，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被告，法警要把他帶走的時候，他回頭對法官笑了一下。你爸聽到那聲笑了。他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所以他掛了電話之後立刻打給我。」

「他說了什麼？」

「說：『老沈，那份聲請狀明天一早遞出去。不要拖到下午。』他特別強調『不要拖到下午』。那時候我不懂為什麼。他掛了電話，我還在想，明天早上遞跟明天下午遞有什麼差別。後來我知道了——他知道自己活不到下午。」沈信義的聲音在最後一個字上斷了半秒，然後接上來，接得很穩，像一個在法庭上做了三十年結辯的律師。「他還說：『如果我出了什麼意外——』他沒有說死，他從來不說那個字，他說『意外』。『如果我出了什麼意外，讓天辰去找霍先生。他知道怎麼做。』」

「你沒問什麼意外？」

「我問了。我說：『顧董，什麼意外，你在講什麼。』他說——」沈信義把橘子的耳朵輕輕捏了一下，橘子不耐煩地甩了甩頭。「『只是先講起來放。』語氣跟說『明天會下雨，記得帶傘』一模一樣。」他抬起頭，那雙紅過的眼眶看著顧天辰，眼鏡的鏡片反射著夕陽的橘紅色光芒，像兩片正在燃燒的薄冰。「那時候我才知道，他跟我學這句話，是跟你霍叔叔學的。他們兩個，一個香港，一個台北，守著同一個祕密守了十年——你叔叔不是顧家的血脈。你爸早就知道了，但他沒有說，因為他要自己查出來。現在祕密換你守了。我不羨慕你。」

顧天辰把硬碟拿在手上，那顆銀色的外接硬碟已經被他的體溫焐熱了，金屬的溫度從冰涼變成溫潤。他把硬碟放進西裝內袋，跟那把黃銅鑰匙和霍廷恩給他的名片放在同一個位置。三樣東西，金屬的硬——鑰匙的齒紋，硬碟的鋁殼；紙張的輕——名片邊緣被雨水浸濕又乾涸之後的微微捲曲；資料的沉——那些他父親留下的、還沒有全部聽完的六百通電話錄音。他父親留給他的，他父親的朋友留給他的，全部疊在一起，貼在他的心臟正前方。隔著襯衫布料，他感覺到那個重量，比三樣東西的實際重量加起來更重。

「沈律師。」他站在門口，夕陽從他背後打過來，把他的影子投在破舊的磨石子地板上，拉得很長。那隻橘貓從沈信義懷裡跳下來，走過來蹭他的褲管。「你還留著當年那份股權凍結的聲請狀嗎？」

老人愣了一下。那撮翹在頭頂的白髮被穿堂風吹得動了一下。他沒有立刻回答，而是轉頭看向辦公室角落那個堆滿紙箱的鐵櫃，目光停在最上面那個箱子上。那箱子跟其他箱子沒有什麼不同，一樣的牛皮紙顏色，一樣積滿灰塵，但上面貼了一張標籤，手寫的，字跡很用力：「顧正堯。遺產爭議。勿棄。」紙張的邊緣已經泛黃翹起，透明膠帶也脆化了。

「留著。每一份都留著。原本被法院退回來——因為當事人死亡，程序終止。我沒有丟。」

「幫我準備一份新的。」

沈信義沒有問為什麼。他只是把橘子輕輕放在地上，那隻貓喵了一聲，抗議被放下來，尾巴翹得老高。他走向那個鐵櫃。他走路的背影比剛才直了一點，肩膀的線條從鬆垮的毛線背心裡繃出來，像一把被擱在角落太久的刀，刀鞘生鏽了，抽不出來，但刀刃還在裡面，完好無缺。他搬來一張矮凳，站上去，把那箱檔案從鐵櫃最頂層搬下來。灰塵又揚起來，在夕陽的餘光中像一場很小很小的金黃色的雪。他打開箱子，翻過一層又一層的牛皮紙袋，最後從最底層抽出一個文件夾。他把文件夾放在桌上，翻開。第一頁就是那張泛黃的聲請狀，紙張的邊緣已經脆了，折疊的地方快要裂開。最下方，顧正堯的簽名還在那裡，筆跡用力到紙張背面都摸得到凹痕——「聲請人：顧正堯」。

「他簽這份狀紙的時候，筆尖把紙戳破了。」沈信義用手指輕輕摸過那個已經乾涸的墨跡，墨水的顏色從深黑褪成深灰，紙張纖維的破損痕跡還在。「你看這裡——那個洞。他說他簽名的時候手在抖，不是怕，是身體不行了。他跟我說：『老沈，你的紙太薄。』我說：『是你太用力。』他把筆還給我，說：『寫字用力一點，才不會被擦掉。』」他把文件夾闔上，推過桌面，推到顧天辰面前。文件夾滑過木頭桌面，磨出一條淺淺的乾淨的軌跡。

「這份是原本，不能給你。我幫你準備一份新的。影印，重新裝訂，法條引用不會過時，狀紙格式不用改。三天，三天後你來拿。」

「謝謝。」

沈信義沒有回「不客氣」，他只是把歪掉的鏡框推了一下，然後抱起橘子，把臉埋進那隻貓的橘色毛皮裡。貓的呼嚕聲在安靜的事務所裡像一台小小的、快要壞掉的舊馬達，斷斷續續的，但還在轉。

走出事務所的時候，夕陽正從巷口的方向打過來，把整條巷子染成深橘色。泡沫紅茶店終於來了第一個客人，一個穿制服的高中生，書包掛在椅背上，點了一杯珍珠奶茶去冰半糖，坐在騎樓的塑膠椅上滑手機，吸管插在杯口，動都沒動。那隻橘貓從門縫裡溜出來，跳上泡沫紅茶店的招牌，消失在屋頂的鐵皮夾層裡。

他拿出手機。打開蘇婉晴的對話框。上次的訊息還停在她傳的那張照片——張家豪在他離開之後又畫了一張畫，畫裡面三個人站在圖書館前面，一個高高穿黑衣服的人，一個頭髮長長的人，和一個矮矮的人。三個人都牽著手，天空是紫色的，太陽是綠色的。他那時候看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沒有回。現在他回了。

「今天傍晚可以嗎。我去學校找妳。」

她秒回：「當然可以。今天剛好半天課，下午圖書館有新書要整理。家豪也在，他爸媽今天要晚上才能來接他，他說要等你來看他的新畫。我們等你。」

我們。家豪跟她。兩個人在那間牆壁漆成淺綠色的圖書館裡，坐在那張孩子們最喜歡搶著坐的大象懶骨頭上，等著一個穿黑色衣服的人來。他不知道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把「黑色」穿成了這個孩子畫裡的標誌。不是刻意，是阿杰幫他準備的衣服大部分是黑色的——黑色的襯衫，黑色的西裝，黑色的皮鞋。顧天辰喜歡黑色，因為黑色不用搭配，也因為黑色可以在任何場合隱形，派對上隱形，夜店裡隱形，董事會上隱形。但那個孩子用蠟筆畫了三次他，三次都把他畫成主角。一個高高的、穿黑色衣服的、被一個八歲小孩打從心裡感謝的主角。他從來沒有當過主角——陳浩然沒有，顧天辰也沒有。陳浩然是配角，顧天辰是反派。

他把手機收進口袋。跟那枚銅質領帶夾放在同一側。方老先生給他的，上面刻著「正堯。1982」，他父親創業第一年，做了二十枚送給二十個相信他的人。霍廷恩幫他守了十年的祕密，沈信義幫他藏了八年的硬碟，保險箱裡那捲凌晨兩點四十七分錄下的錄音帶，那句「天辰，爸爸愛你，只是我不會說，對不起」——這些東西，全部來自同一個男人。那個男人在死前打了一通十二分四十六秒的電話給自己的假弟弟，把所有他知道的真相一件一件攤在桌上，像攤開一副已經打了十年的牌。然後掛斷，然後打電話給律師，說「明天一早遞出去，不要拖到下午」。然後他站起來，走進電梯。他知道自己會死。他還是打了那通電話。

「老沈。」他站在門口，背對著夕陽。那隻橘貓從屋頂的鐵皮夾層探出頭來，耳朵缺角的那一邊正好對著他。

「嗯？」

「我爸在錄音帶裡最後一句話是『天辰，爸爸愛你，只是我不會說，對不起』。」他把那句話重複了一遍。他發現自己現在可以完整地、平靜地把這句話說出來了，聲音沒有任何顫抖。「你認識他八年，你覺得他說這話的時候，是在道歉，還是在告別？」

沈信義站在鐵櫃前，手裡還抱著那個從紙箱裡拿出來的文件夾。灰塵在最後一縷夕陽中緩緩飄落，像一場很小很小的雪，落在他的白髮上、他的毛線背心上、那隻跳回文件夾旁的橘貓背上。他沒有轉頭，沒有推眼鏡，沒有把手從文件夾上移開。

「都不是。」他的聲音在最後一個字上微微升高，像一個被壓了很久的鋼琴鍵終於被放開，琴弦在空氣中震動，餘音久久不散。「他那個人，從不道歉，也不告別。他談判了一輩子，連對自己都不低頭。他那句話是在說——」他停了一下，用袖口擦了擦那副歪掉的眼鏡。鏡片上沾了一小片灰塵，他把灰塵吹掉。「『我把能給你的都給你了，我的時間用完了。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不要走我走過的方向，不要像我。』」

門在他身後輕輕闔上。那隻橘貓最後甩了一下尾巴，從文件夾上跳下來，消失在鐵櫃後面的陰影裡。

中山區的巷子在傍晚時分開始熱鬧起來。隔壁泡沫紅茶店的那個高中生終於開始喝他的珍珠奶茶了，吸管戳破了封膜，發出清脆的「啵」一聲。日雜批發倉庫的鐵門拉開了，一個穿夾腳拖的中年男人叼著一根沒點燃的菸，正在把一箱一箱的過期雜誌搬上發財車，箱子堆得太高，他踮起腳尖費力地把最上面那箱推進去。巷口那間賣胡椒餅的攤子正在出爐，炭火的焦香混著芝麻味飄過整條巷子，老闆用鐵夾子把烤好的胡椒餅一個一個夾出來，放在鐵盤上，餅皮烤得焦焦脆脆，冒著熱氣。

他走進巷口的時候，手機震了。不是蘇婉晴，是阿杰。

阿杰的訊息永遠精準，永遠在第一行就把最重要的事情說完：「你要的資料查到了。劉志強進XX科技的面試官不是人事部經理，也不是他那時候說的那個『朋友介紹』。是當時的行銷副總。這個行銷副總在劉志強入職三年後跳槽去了一間子公司——顧氏集團旗下的供應鏈管理公司。你叔叔是那間子公司的董事長。」他沒有停下腳步，皮鞋踩在巷子的柏油路面上，每一步都踩得很實。又一則訊息進來。「顧正邦在三年前透過這間子公司轉包過一批清潔服務的標案給一個沒有登記的工作室。工作室的負責人名字是林欣怡。她沒有出過任何一次勤務，連一次清潔簽到單都沒有。但她每月固定收到一筆顧問費，為期兩年。這筆錢在她跟劉志強正式交往前就開始了。換句話說，林欣怡在認識陳浩然之前，就已經在領你叔叔的錢。」

他繼續走。第三則訊息，隔了大概一分鐘才進來，阿杰難得打這麼多字：「另外，那個被顧正邦派去調醫院病歷的技術人員——就是顧正堯在電話裡說六年前在香港車禍死掉的那個——我跟香港警方調了他的車禍報告。肇事車輛是一台白色的豐田Corolla，租車人用的是假護照。但租車公司保留了一份租車人跟顧正邦祕書的通聯紀錄——不是直接打給顧正邦，是打給祕書約時間『送文件』。送的文件，就是你的DNA報告。」

車子在巷口外等著，引擎沒熄，阿杰站在車旁，平板還拿在手裡，螢幕還亮著。顧天辰走過去，拉開後座車門，坐進去。車門關上，隔絕了外面胡椒餅的焦香和高中生手機裡傳來的短影音音樂。引擎啟動，方向燈的聲音規律地答答響。

「劉志強跟林欣怡，不是主角。」顧天辰說。他把硬碟從西裝內袋拿出來，放在膝蓋上。金屬的鋁殼在車窗透進來的路燈光下反射著黯淡的光澤。「他們只是棋子。三個人串在一起，顧正邦、劉志強、林欣怡。他把劉志強放進XX科技，把林欣怡放在陳浩然旁邊。劉志強負責偷陳浩然的一切——企劃案、功勞、升遷機會。林欣怡負責讓陳浩然永遠沒有力氣反抗——讓他以為自己被愛，讓他分心，讓他每個月都在湊錢，讓他相信這輩子唯一值得期待的事情就是存夠錢跟她結婚。他們讓他活成一個廢物，不是偶然，不是欺負他好玩，是因為要擋住他。他是顧氏集團內部稽核裡唯一會查帳的人。他不姓顧，但他會查。顧正邦怕他查到那間子公司的問題——那間供應鏈管理公司，那間持股百分之十二的林欣怡投資有限公司。所以他們用三年把他磨成粉末。然後殺了他。不是謀殺，是滅口。」

車廂裡沒有人說話。阿杰坐在副駕駛座，他的肩膀線條比平常更緊繃。司機是一個專業的中年男人，面無表情，但握著方向盤的手指微微收緊了。窗外，夕陽正在沉入最後一段橘色，把整條市民大道染成深橘色，像一張正在燃燒的舊照片，邊緣已經開始捲曲、發黑。高架橋的影子斜斜地落在平面道路上，像一條很長很長的裂縫。

「顧少——」阿杰開口，聲音比平常更輕。

「去學校。」

「哪間學校？」

「小學。蘇老師那裡。」

車子在下一個路口迴轉，方向燈的聲音在安靜的車廂裡規律地響著，輪胎壓過減速帶，車身輕輕震了一下。他把手伸進西裝內袋，摸到那三樣東西——鑰匙，銅的，1982年他父親創立集團的那一年製的。名片，紙的，被香港的雨水浸濕過又乾了，邊緣微微捲起。硬碟，鋁的，裡面存著六百通電話錄音，他父親死前三個月的所有聲音。他父親留給他的，全部在他心臟正前方。不是比喻——是物理上，就在他左胸口的內袋裡。他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不是繼續復仇，是繼續打仗。復仇是把已經發生的痛苦還給加害者，打仗是讓未來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他父親的仗打了十年，死在電梯裡，生命最後一程是從四十二樓下降到地下室，每秒六公尺，共二十九秒。現在換他了。

但他需要先見一個人。不是律師，不是情報掮客，不是敵人。是一個相信他是一個好人的女人。他不知道那份相信能撐多久——當她發現他不是顧氏集團的繼承人，不是那個捐圖書館的善心學長，而是一個從地獄裡爬出來、雙手沾滿兩個人的灰燼、口袋裡裝著父親死前最後一通電話錄音的復仇者時，她還會不會在傍晚的圖書館裡等他，身邊坐著一個喜歡畫畫的小男孩，桌上放著一個留給他的冷掉的紅豆餅。他不知道。但他現在要去見她。因為他這輩子第一次知道，原來天堂不是金碧輝煌的，是一間用淺綠色油漆刷了四層牆壁的國小圖書館。